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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紀錄片先鋒 1960s台灣紀實影像特輯
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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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紀錄片先鋒 1960s台灣紀實影像特輯 (莊坤儒攝)

在台灣60年代就已出現許多紀錄電影,有以家庭成員為題材,也有以城市裡人們生活的紀實為主軸,更有以社會關懷為背景的紀錄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影片導演對當時創作的心境為何?讓我們跟著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策展人林木材、知名攝影師莊靈、藝術家韓湘寧,一同來回顧台灣60年代的紀錄片。
 

對比解嚴後百花齊放的台灣紀錄片,60年代台灣紀錄片在影史上佔有先導的地位。而一般人所想像紀錄片都是沉悶、無趣的刻板印象,其實不盡如此,接下來就讓我們逐一來剖析「紀錄」的種種樣貌。

 


陳耀圻拍攝一個老兵在花蓮豐田大壩裡工作的紀錄片 《劉必稼》。(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紀錄」的各種形式

什麼是紀錄片?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與見解,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策展人林木材認為,「真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而紀錄片導演就是試圖去用他所看到的角度,去接近那個真實。

而現今紀錄片所展現的形式,可謂五花八門,有一種沒有任何實體拍攝的影片,完全用Google Map的街景圖,用電腦側錄的方式,呈現出導演被迫離開家鄉的鄉愁,「滑鼠點兩下,畫面就會往前,配上旁白,這蠻顛覆我們對紀錄片的看法。」林木材在巴黎真實影展(Cinéma du Réel)中,對這位西班牙年輕導演的作品印象深刻。

還有一些動畫片,是運用主角訪談的真實聲音,再用動畫的影像來搭配,雖然當時可能拍不到,或者當事人不便曝光,但只要是運用到紀實的成分在裡面,可以是影像、聲音,甚至是極富個人的感官經驗,都能為紀錄片增添多樣的可能性。

60年代台灣紀錄片

50~60年代中期以政令宣導為主的影片,雖然也有記錄地方的風土民情,但離人民真正的生活,仍有段距離。直到1967年導演陳耀圻所拍攝完成的《劉必稼》,描述一個老兵在花蓮豐田大壩裡工作,藉由問答的方式呈現其生活與心情。像這樣的素人臉孔與庶民生活,以及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在藝文界引起震撼,因為這是第一部具有現代觀點的紀錄片。

 


林木材認為,「真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而紀錄片導演就是試圖去用他所看到的角度,去接近那個真實。

而談到60年代的紀錄片,就不得不提1965年1月1日在台北創刊的《劇場》雜誌,這是以當代前衛電影與戲劇為主的刊物,創辦人莊靈提及當年的情形:「我們雜誌就是大家湊錢來辦,沒有稿費,不是商業,在那個時代我們走的還蠻前面的。」

從古希臘的悲劇,到法國電影新浪潮時期的導演楚浮(François Truffaut)、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等人的作品,還有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等,譯介了當時西方主要的戲劇和電影潮流。也是在這個時期,聚集了如陳耀圻、邱剛健、李至善、黃華成……等藝文人士。至於發行人是他夫人陳夏生這件事,莊靈開玩笑地說:「她在講我們沒安好心,主要是萬一出了什麼紕漏,受到警總關愛的話,發行人就要去報告。」

正因為60年代是台灣各類現代藝術開始萌芽的時候,除了戲劇、電影,也包含了當時的《現代文學》,以及「五月畫會」的成立,這種跨界、跨領域的交流,形成了一股風潮,如作家陳映真、劉大任也參與了當時《劇場》雜誌實驗電影《等待果陀》的演出,甚至影響力擴及至香港,如香港知名作家西西的作品《銀河系》(1968),就是在擔任《劇場》編輯期間所吸收的養分,因其胞兄在電視台工作,獲得不少廢棄新聞膠卷,經她重新剪輯後,成為時代的另類紀錄。

受到《劇場》雜誌影響的還有1967年龍思良的《過節》,雖僅是5分鐘的短片,卻呈現出台灣逢年過節前,一般民眾的準備情景,而這部片也是當年《劇場》雜誌第二次電影發表會時的作品。此外,1966年張照堂的《現代詩展》,紀錄了當時參展的藝術家黃華成、龍思良、黃永松的作品;黃華成編寫的《先知》,導演陳耀圻則以不開啟布幕的方式改編呈現;自義大利留學回來,受新寫實主義影響的白景瑞,在1964年完成《台北之晨》,紀錄了當時台北的清晨、人群、建築等城市氛圍。這些影片在當時的主流黃梅調與瓊瑤電影外,另開闢出了截然不同的電影表現方式。

 


《劇場》雜誌是以當代前衛電影與戲劇為主的刊物,譯介了當時西方主要的戲劇和電影潮流。

莊靈:《延》、《赤子》

「那時我剛進台視,電影攝影機還是上發條的,16釐米,沒有聲音,我自己付錢買片子來拍《延》(1966)這部作品。」莊靈當時身兼攝影師、導演與編劇,利用休假時間,用自己的家人來表達當時年輕人的生活實況。

一個孕婦(莊靈的夫人)從一早起床,到搭公車上下班買菜的日常,沒有化妝、打燈與錄音,用動態的影像,做百分之百的真實記錄。莊靈說:「你坐公車就公車,走路就走路,你跟阿婆買菜,買一顆大白菜,或者到肉攤買多少肉,就是現場。」

他當時扛著機器,沿著圍牆,旁邊是水圳,跟著夫人的腳步,一方面避免震動過大影響畫面,另一方面注意全景、中景、近景、特寫等鏡頭呈現,雖然人的身體幅度有限,但可從蹲的站起來,或從近的拉遠,如此獨力完成拍攝。

後來陳耀圻用當時美國流行的歌曲來幫這部片配樂,呈現出溫馨的感覺。「這有點出乎我自己的原始構想,原本我是希望呈現出年輕人生活很單調、枯燥,沒有娛樂的一面。」莊靈說,果然作品完成後有自己的生命,他後來想想,這種溫馨與期待未出生下一代的感覺,或許更能突顯本片也說不定,只是當初拍攝時沒有這樣預設的想法罷了。

 


《劇場》雜誌是以當代前衛電影與戲劇為主的刊物,譯介了當時西方主要的戲劇和電影潮流。

《赤子》(1967)則是從小孩出生到周歲,將每個月媽媽帶她出去所拍攝的照片連接在一起。從在至善園旁的小松樹下,從娃娃因站不住而坐下來的鏡頭拉出去,看著外雙溪的農人耕作、長安東路的新蓋大樓、龍山寺虔誠拜拜的人群,到兒童樂園遊玩等場景,文字則是請黃華成寫成卡片再翻拍來呈現。跟《延》不同的是,這些是刻意安排的劇本,透過娃娃好奇的雙眼,來看當時台灣經濟從農業開始轉型到現代都會的一個概念。

韓湘寧:《今日開幕》、《跑》

藝術家韓湘寧是「五月畫會」的成員,對於從繪畫跨界到影像,他一點都不陌生。因為對他來說,突破媒材與工具的界線與限制,正是他源源不絕創作的動力所在。從油畫、滾筒、噴槍,到結合影像的創作,一再地突破他自己的極限,也帶給觀眾嶄新的視覺感受。

韓湘寧認為,「藝術」是一個人對生活上美學的紀錄,而他自由思想的觀念很大的一部分是得益於這個年代。「我很慶幸60年代我有一半的時間在台灣,因為這時期是台灣現代主義剛開始啟蒙的時候。」文學有《現代文學》,影像有《劇場》,繪畫則有「五月畫會」的洗禮。他擁有的第一台攝影機,是1964年到日本東京參加國際版畫雙年展時,在那發現8釐米的攝影機,於是就託朋友帶了一台回來。

 


《劇場》雜誌編輯群邱剛健(左1)、陳夏生(左3)、黃華成(右1)於邱剛健家前合影。(莊靈提供)

當時他還在一家廣告公司擔任美術設計,「我就覺得我要做一個片頭,正好工作時有個照相打字,就有今日開幕的字,準備要用在報紙上……」他拿來翻照後,變成反的,覺得還不錯,也就成了《今日開幕》(1965)的片頭。

藝術創作對韓湘寧來說,總是那麼地隨性與自然,他當時帶著攝影機去野柳,在路旁隨意撿了個廢棄的女性無首人形,放在海邊隨著浪沖上沖下,人形時而如雕塑般伸展,時而在潮起潮落的間隙中若隱若現,如要說其創作意涵是少年對女性軀體的慾望,隨著海浪沖刷而被洗滌也好,還是單純在沙灘上,海水沖在人形上所展現的力與美也罷,這些都是韓湘寧在生活中,對於「美」的感受與紀錄。

《跑》(1966)的拍攝是當年韓湘寧的藝術家好友席德進剛從美國回來,「我就跟他說,明天我想拍個東西,你就一大早6點鐘來敦化南路跟仁愛路的那個圓環,那時有幾棟比較現代的房子,我們就在那邊碰面。」之後韓湘寧就租了個三輪車,準備了幾個膠卷,請席德進繞著圓環跟著三輪車跑,8釐米攝影機時前時後、時左時右地緊隨,正好跑到上班時間,逐漸被趕著上班的摩托車淹沒。而席德進當時身上直橫條的服裝,跟一路跑步的情境形成有趣的對比。

 


莊靈《延》、《赤子》兩部作品,用自己的家人 來表達當時年輕人的生活實況與社會變遷。(林旻萱攝)

1967年韓湘寧去了紐約,也用影像記錄了許多紐約早期的蘇荷區(SOHO)景物,影像在他的創作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年屆80的他,至今仍在台北、紐約與雲南大理的工作室,用影像持續記錄著三地的日出與日落,並想用新的輸出方式來進行創作。

從充滿社會關懷的《劉必稼》(陳耀圻,1967),到家庭溫馨的《延》(莊靈,1966),以及純藝術創作的《今日開幕》(韓湘寧,1965),不同題材、不同形式,卻在同一個年代中醞釀與綻放,正如策展人林木材所說:「很多人會想說紀錄片可能會很嚴肅,或是很悲慘,但是我覺得就是不要預設這麼多,只要知道要看哪部片,用你的直覺來感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