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東南亞文學論壇（莊坤儒攝）

房慧真

曾擔任《壹週刊》專欄記者，目前為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的資深記者。著有散文集《單向街》、《小塵埃》等，人物訪談集《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2017年鏡週刊十大好書）。〈草莓與灰燼──加害者的日常〉獲得2016年度九歌散文獎。

保寧

小說家，首部小說《戰爭的哀傷》（The Sorrow of War，台灣有中文譯本《青春的悲愴》）1990年在越南出版，1994年獲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另有著作《7個小矮人的農場》、《船的封印》、《塞車時的思考》。

亞悠．烏塔米

曾擔任印尼軍政府時期的新聞記者，1998年處女作《薩滿》被視為促成印尼政治變革的重要作品，並獲得雅加達藝術委員會一等獎，另有劇本著作《蘇西拉的審判》。

台灣印象

光華雜誌：可否談談您對台灣的印象？

保寧：我去過日本、韓國與東南亞所有國家，唯有台灣是第一次來。在越南時，對台灣的第一個印象是申請台灣簽證很方便，我自己還是屬於免簽的對象。光辦簽證時就讓我覺得台灣和日本、韓國相比，更開放。

來到台灣，我看到許多很現代的地方，甚至不輸給日本，尤其可貴的是台灣還能保留一些古色古香的事物，例如我非常喜歡故宮博物院。台灣給我的感覺是既現代又古典，古今中外的結合，跟台灣人講話雖然語言不通，卻讓我覺得很親切、很溫暖。

亞悠．烏塔米：我以前對台灣的認識僅限於歷史課本與《流星花園》連續劇，對台灣文學從來沒有接觸過。第一次到台灣，讓我感覺這裡很友善、開放、舒適，沒有被排擠的感覺。我這幾天去參觀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看到小朋友在跳舞，老人家在練太極拳，覺得氣氛十分平和；到了台北車站，看到印尼移工自在地與朋友聊天，覺得台灣是很容易讓外國人愛上的地方。

房慧真：我想說說我與東南亞的關係。我的父親是印尼華僑，1960年來台灣念書後留在台灣。我小學畢業時，父親曾考慮要舉家搬回印尼，我常想，如果我真的回到印尼，今天的我可能是另一個錯身而過的命運。

寫作緣由：國事蜩螗

光華雜誌：可否談談您的「國家」對您的第一本書，帶來何種特殊的影響？

保寧：我1952年出生那一天，正好法國人進攻我們的村子，我媽媽告訴我，我是在炸彈聲中出生的。1969年我入伍，參加「越南人民軍（北越）」的27青年旅（27th Youth Brigade），1975年越戰結束後才退伍，五百多人的部隊只有10名士兵存活，我是其中之一。

戰爭結束了，雖然說我們是戰勝的一方，但6年參戰的經驗幾乎把我摧毀，我每天惡夢連連，連我的父母親看到我都很害怕。雖然我一直想忘掉戰爭，但戰爭不放過我，因為我不擅於言語，無法訴說出我內心的痛苦。過了10年，我才提起勇氣，為了我的民族、我死去的同袍，書寫《戰爭的悲傷》，但其實我的目的是為了書寫和平。

對我來說，越戰是僅次於美軍投原子彈在廣島的大悲劇，尤其是越南這麼小的國家，對抗這麼強大的美國。當年人口4,000萬的越南，在戰爭中死了450萬人，有的家庭3個兒子全死了，有的村莊的男人全部戰死，但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和報導，卻只會宣傳輝煌與勝利，忽略戰爭帶來的悲劇與傷痛，我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對不起人民、對不起祖國。因為暴力如此的可怕，所以人與人之間更要懂得愛護、疼惜。

亞悠．烏塔米：我在印尼強人總統蘇哈托執政末期，擔任新聞記者，由於軍政府箝制言論，要求報社只能刊登政府要刊登的新聞。我與朋友為了爭取新聞自由，創立了「獨立記者聯盟」。由於雜誌社被政府取締而關閉，我的同事坐牢，我上了政府黑名單，求職被所有報社封殺，我改以匿名從事新聞報導。

我的國家經歷被荷蘭、日本殖民的壓迫，蘇哈托軍政府專政32年族群的撕裂，印尼人雖然相信「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因果論，但這些被政治迫害、人權被踐踏的受難者心聲，卻長期被漠視。我終究發現，新聞報導的寫作風格無法書寫受難者內心深處所遭受的不平，於是我改寫小說。1998年《薩滿》（Saman）出版後，有許多女性作家與人權作家跟進，也印證了「當新聞沈默，文學就會發聲」這句話。

房慧真：我很同意新聞自由是要冒險達成的。

我想回應Ayu的故事。我最近採訪支持黨外雜誌的海王印刷廠負責人，大家知道在1980年代的台灣，由於報禁，常常要搶在警備總部之前，去印刷廠搶書，包括當初《前進雜誌》要出一萬本二二八事件的專輯，警總準備查禁、扣押，接訂單的海王印刷廠不放棄繼續印，為了躲閉警總的查緝，得把車開進殯儀館，把書藏到六張犁的豬寮，不怕鬼也不怕髒臭，這是台灣爭取新聞自由的一段歷史，Ayu非常像這些前輩們。

我這一代沒有經歷像保寧般戰爭的離散與饑饉，我當記者時台灣也進入第二次政黨輪替。而我創作的初衷可以說拜台灣書寫部落格風起雲湧之賜，2005年我被中文研究所期末報告的學術寫作弄得煩躁不堪，因此將我平時的隨筆放到部落格的網路介面上，與網友互動，這些抒發心情的散文隨筆，成為人氣部落格，2007年集結成我的第一本書《單向街》。

不同社會，相同激烈轉型

光華雜誌：對各位來說，您的國家最近的社會變化，是否影響您的寫作計畫？

保寧：越南這幾年變化越來越快、越來越大。一方面發展會帶動經濟發達，但另一方面，價值觀跟著改變；城市進步的同時，出現失序、混亂等問題，以一個作家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蠻難過的，但我還是著重寫報導文學。

房慧真：台灣社會也是變化很大。我生平第一個工作是到《壹週刊》當記者，工作4年，台灣媒體環境歷經激烈的轉變，可以說也反映台灣社會變遷的一面。由於媒體受到資本的箝制、新聞的置入行銷，與一味追求膻色腥，衝點擊率。接著面臨中國資本家欲介入台灣媒體的現象，當時壹週刊也面臨相同的威脅，我與同事成立工會，擔任理監事，所幸壹傳媒被中國資本購併案一度喊停，我的新書《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就提到這個變化。

亞悠．烏塔米：這幾年印尼則是經歷過政治改革，已有新聞自由，但卻有愈來愈多以宗教之名行暴力之實的事件。此外，假新聞充斥媒體，尤其是特定的族群與宗教人士，只選擇自己想聽到的新聞，而不選擇正確、客觀的事實，「獨斷」的風氣改變了原本印尼寬容社會的本質。

現在的我認為，有了新聞自由還不夠，人民必須要有「思考的自由」，因此我的下一本書，我想以「critical spiritualism」為主題，希望印尼成為更包容、更寬容的社會。

文學交流，推薦選書

保寧、亞悠．烏塔米：我們很想更認識台灣，因此可以請她推薦了解台灣文學與歷史的書嗎？

房慧真：我首先想推薦齊邦媛的《巨流河》，這本書從外省人的角度，來看台灣外省第二代偏安台灣的時代故事。第二本書是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一桿「稱仔」》，他行醫之餘，用漢文書寫在日本長期殖民統治下，台灣底層人民貧困的生活。第三本推薦《呂赫若小說集》，這是書寫1945年至「二二八事件」等歷史創傷的故事。第四本是白先勇的《台北人》，作為外省人的第二代在台北生活的故事。第五本是黃春明《蘋果的滋味》，這位代表台灣文學重量級作家透過被美軍撞傷的小人物阿發的故事，呈現台灣鄉土文學的風貌。

保寧：越南古代文學很受中國文學的影響，很多悠久的作品是用漢文寫的。我本身也很喜歡唐詩。越南作家我覺得可以推薦的有阮輝涉、阮平方，詩人的代表有阮攸。想融入越南文化可以看《金雲翹傳》，連美國兩任總統到越南演說時也會提到幾句《金雲翹傳》裡面的詩詞，很受越南民眾的歡迎。

亞悠．烏塔米：我想推薦的印尼作家，包括推動女性權益的貴族佳爾丁尼所寫的《佳爾丁尼的信》、安南達．多爾《人類的地土》、阿里．夏班納的《印尼的文化與社會革命》，多哈里的《巴路可之舞孃》，安華的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