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 (林旻萱攝)

70年國際交流經驗

這裡是國家圖書館，台灣最高圖書機構，從1944年開始負責中華民國的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超過七十年的國際交流資歷，與全球87國、606個交換單位，包括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學術機構、國際組織及漢學中心等交換並典藏出版品。

1989年起舉辦「外籍學人來台研究漢學獎助」，共有來自44國、超過450位外籍教授及博士生來台研究，自2010年開始接受外交部委辦「台灣獎助金」事務，接待來自74國807人。除了提供獎助金與研究室空間，也邀請學者們參與台灣重要文化與節慶活動，使國際學人感受到台灣的學術能量與友善熱情，回到母國後經常成為雙邊溝通的樞紐。

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使國家圖書館在2011年時受命推動海外實體機構「漢學書房」（Resource Point）。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要向世界推廣「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在海外設置「台灣書院」（Taiwan Academy），選擇美國紐約、休士頓、洛杉磯三地，在當地的僑務中心規劃實體書房空間。國家圖書館精選台灣編印的人文社會類圖書陳列在漢學書房中，邀請著名學者主講「台灣漢學講座」（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並舉辦古文獻展，吸引當地僑胞與學術文化界人士前往參與。

傳遞文化薪火

為何要在海外建立台灣書院或漢學書房？「五四運動」之後講求「全盤西化」，西方的民主、科學、文學、藝術無不成為主流，然而，文明與生物演化一樣，都需要多樣性的交匯融合，萌發新的靈感，孕育新的生命，才能不斷適應環境變遷。

文化也是如此，如瑞典漢學家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所言：「文化帶來交流，交流帶來文化。」兩、三百年前的歐洲，曾經掀起一股中國熱，源自明、清時期，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西方傳教士抵達中國，因能流利使用中文而進入中國朝廷權力中心，頻繁與士大夫交往。傳教士將西方科技帶入中國，也將《論語》、《老子》等中國經典帶至歐洲上流社會與知識份子圈中流傳。

漢學，或說「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並非華人的私有財，一如西方文化，都是全人類共有的文化寶藏。東方與西方不斷交流，刺激原本僵固的思考慣性，使人類更能面對快速變遷的世界，在當下一片「人工智慧即將取代人類」的危機呼聲中更顯重要。走出島嶼，站上世界舞台，在海外傳遞「漢學」薪火的任務，更具有迫切性與必要性。

無價的文化優勢

「漢學」一詞是西方說法，華人並不如此稱呼，而是將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經典的學問稱為「國學」──這同時也是傳統漢學的研究對象。

半世紀以來，特別在美國，因冷戰時期的政治需要，掀起中國研究的熱潮，將漢學從傳統中國經典研究領域擴大至中國研究及區域研究，並因200年來社會科學的蓬勃發展而挹注新的方法論。傳統漢學以經典翻譯、釋義學及哲學研究為重，現代漢學則導入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現象學與文化研究等，加上30年來中國經濟起飛，漢學──或說中國研究，成為熱門的跨領域研究。

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研究者紛紛前往中國取經，台灣自冷戰時期扮演的傳統中華文化傳薪者角色，產生了邊緣化危機。

然而，台灣在東西文化流中，始終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與重要性。台灣仍使用繁體中文，保留許多重要古籍善本與文物，有開放的言論與出版風氣，思想不受審查，敢於向權威挑戰……擁有這些無價之寶，如果不將之帶上世界舞台，對台灣自身、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甚至對世界發展，都將是一巨大損失。

6年掛牌31個漢學資源中心

因此，雖然2011年後台灣書院據點並未增加，但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已經意識到將台灣漢學推上世界舞台的重要性，延續當初接掌國圖時所設定的「在海外推廣具台特色的中華文化」主軸，在教育部支持下，繼續以國際出版品交換為基礎，於海外籌建國圖自有品牌「台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

考慮到多年累積的跨國學人交流情誼，曾淑賢策略性地選擇從獎助學人較多的海外大學為起點，並積極聯繫教育部，設置「台灣研究講座」或「台灣書院」的海外聯絡點，和世界級重點大學與研究機構，從2012年11月5日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親手為第一個台灣漢學資源中心掛牌，曾淑賢帶領著國家圖書館的同仁們，以豐富的國圖典藏與台灣出版品為資源庫，踏足歐、亞、美、大洋洲，插旗設點。

細數海外據點，有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法國里昂第三大學、荷蘭萊頓大學、比利時根特大學、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大學、日本京都大學、韓國首爾大學、澳洲國立大學等重要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德國巴伐利亞圖書館等重要國際機構……6年來，國圖這群文化尖兵，積極聯繫海外學人，也與外交部駐外人員攜手，成功在海外設立31個台灣漢學資源中心。

中文古籍國際數位化平台

國家圖書館不只跨出島嶼至海外設立實體資源中心，也因應科技發展數位資源，建構中文古籍國際數位化平台，與全球重要典藏機構共享書目資源，讓研究者無論身在世界哪個角落，都能透過網路查找珍貴漢學古籍文獻。

近代中國大量珍貴古籍、善本流落海外，遭逢掠劫或被重金收購，根據漢學界初步調查，海外中文古籍總量超過三百萬冊，除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主要藏國的書況清楚，其他國家則仍有待釐清。中文古籍四散，不只影響學術研究，也重創民族自信，如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1920至30年代進入中亞帶走大批敦煌古籍，使得最早研究敦煌學有成者，不是中國學者，而是歐洲漢學家，以至於學者陳寅恪曾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海外」的辛酸點評。

當年國家圖書館之所以能躋身世界圖書交換重點單位，「根基就在國家圖書館典藏的中文善本古籍。」曾淑賢說，這批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善本古籍，跟著中華民國一路從南京輾轉遷徙到重慶、成都躲避戰禍，最後輾轉落腳台灣。「曾在圖書館內任職的前輩，說起當年參與運書的過程，驚心動魄。這批書，簡直是用命換回來的。」館長秘書唐申蓉說。

取得全球80個館所數位授權

國家圖書館成立館內跨組室工作小組，協同館藏發展、書目管理、特藏文獻管理、數位系統開發、國際合作、漢學中心等內部單位，首先將典藏古籍數位化，並自2008年參與「世界數位圖書館（WDL）」計畫，上傳160筆古籍數位影像資料﹔自2013年起加入「國際敦煌計畫（IDP）」，上傳141筆館藏敦煌寫經影像及詮釋資料。在這兩個重量級世界數位典藏計畫中，國家圖書館都是來自台灣唯一的參與單位。

參與國際級數位典藏計畫的同時，國家圖書館陸續取得全球80個館所的數位化授權，收錄來自全世界、總共超過73萬筆的古籍聯合目錄，以及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巴伐利亞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等古籍數位化影像資源。

為了讓更多人親炙古籍風采，國家圖書館與出版社合作出版古籍復刻本，選擇國寶級文物，如800年歷史的宋刻焦尾本《註東坡先生詩》，與元朝中國第一本雙色印刷孤本《金剛經》，將脆弱的古籍文物轉化為可捧在手上展讀的書籍，讓古人知識美學走入現代人的生活中，也成為文化交流的最佳伴手禮。

在國際學術交流的氛圍中，國家圖書館異軍突起，無論是設立海外台灣漢學資源中心、搭建世界級中文古籍數位化平台，或是善本復刻等，多年來持續對外輸出台灣式漢學文化，使東西文化有更多元、開放的匯流，免於單一角度的一言堂。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學者錢穆於《歷史文化論叢》一書中所說：「將來人類新文化……當由東西雙方之文化交流中產生」的大膽預言，將成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