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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情時代下的挑戰、重生與展望 東南亞藝文工作者調查

Pat傾注心力照顧的Pha Tad Ke植物園受疫情影響,被迫關閉,疫情好轉後工作仍得轉換型態。(Tongchan Kamphart提供,Cyril Eberle攝)

Pat傾注心力照顧的Pha Tad Ke植物園受疫情影響,被迫關閉,疫情好轉後工作仍得轉換型態。(Tongchan Kamphart提供,Cyril Eberle攝)
 

「福無重受日,禍有並來時。」2020年正好是這句話的最佳寫照。因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嚴重的後果,使各國經濟萎縮。封城、社交距離、斷航等種種防疫措施造成產業重創,引發失業、裁員潮,藝文工作者更因交流計畫暫停、演出取消而收入銳減,淪為海嘯第一排。

為了關心及了解台灣民間友人,特別是新南向國家藝文工作者所受到的衝擊與挑戰,《台灣光華雜誌》與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湄公河文化中心攜手合作,啟動台灣首次後疫情時代東南亞藝文現況調查,深入訪談寮國、緬甸、泰國、印尼等八個國家藝文工作者/組織,除了表達對他們的關懷,也希望透過此調查報導,一揭在疫情下藝文工作者的現況。

 

寮國景觀設計師Pat:國際交流終止

從疫情爆發以來,寮國景觀設計師Tongchan Kamphart (Pat)所任職的「Pha Tad Ke」植物園,直到2020年9月仍然沒有對外開放。

「完全沒有遊客,觀光客都進不來。」Pat坐在植物園內,與我們透過視訊軟體進行線上訪談。Pat服務的「Pha Tad Ke」植物園位於寮國龍坡邦,一直是深受遊客喜愛的觀光景點。疫情蔓延後寮國暫時停發旅遊簽證,依靠旅遊收入的植物園也被迫關閉。在這之前,Pat除了景觀設計,也擔任藝術統籌,與各國新銳藝術家一起工作。他們嘗試將傳統佛教儀式與自然生態結合,進行現代的藝術創作,但是Covid-19爆發以後,一切全都改變了。

「沒有國際航班,我們沒有辦法面對面交談,會議無法舉行,每個人都得在家工作。」Pat敘述疫情後的工作情況,即使到了八、九月,團體群聚被限制,佛教儀式無法舉行,工作人員得分批進入植物園,回到家後再用電話溝通。

Pat坦言疫情衝擊真的很大。「現在所有的排程都得跟著疫情走,可是沒有人能保證下個月會發生什麼事。」按照原定計畫,Pat規劃籌建的藝文中心2020年要在植物園內開幕,但是該項計畫已經暫時叫停。

緬甸視覺藝術家Zun Ei:一切充滿了不確定

疫情擾亂計畫同樣發生在緬甸。Zun Ei Phyu (Zun Ei)手上的一些跨國計畫,因為疫情被一再延宕。

「2020年是我的藝術年。」視覺藝術家Zun Ei略顯無奈地說:「這一年我有很多計畫,大部分是國際合作案及零星的在地專案,我甚至原本打算四月份去台灣的,因為Covid‑19全都取消了。」

Zun Ei是名醫生,同時擅長剪紙與裝置藝術,藝術創作之餘,每週五她都會到社區營運的慈善診所義診。

七月時,Zun Ei平時義診的社區慈善診所本來要重新開放,因為緬甸的確診個案只有300多例,似乎風險已經降低,但是在過去十天裡,緬甸的確診數又再度爆發,確診數超過1,000名,跳了至少三倍,人們只好重新戴上口罩。

「政府規定一般診所不能收納發燒病患,」Zun Ei解釋社區門診關閉的原因。因應防疫,緬甸政府指定專門的醫院開設發燒門診,病人如果確診,會被隔離並送到指定醫院治療。Zun Ei的天職驅使她想前往第一線照顧病人,但是無法如願。「我還年輕,也不是那麼害怕,可以照顧自己,也很樂意去照顧病人,但是當局不允許開放,他們不想要冒險。」

疫情在緬甸帶來深重的打擊,當地藝文工作者收入普遍不高,疫情後生計更加困難。不過Zun Ei很幸運,即使在這段期間,仍有國外買家持續收購她的作品。但是展望未來,Zun Ei不太樂觀,「疫情連動經濟,如果各國經濟持續衰退,未來買家可能不會再繼續購買那麼多作品。」

泰國製作人Tanawat:疫情帶來挑戰,民主化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身兼多職的泰國製作人Tanawat Asawaitthipond,也是這波疫情下的受害者。Tanawat同時身兼表演藝術家、藝術顧問與製作人等工作,與國際上深具影響力的藝術家、機構或基金會來往頻繁。

面對沒完沒了的疫情,以及泰國稍嫌動盪的社會氛圍,Tanawat卻顯得頗為樂觀。「我不是說自己沒有受到影響,而是我把這次的疫情視為一種轉機。」雖然整體環境不若從前,Tanawat嘗試放慢步調,具體精確地去盤點現有的資源,找出因應之道。「身為一名製作人,我總是得從不同的面向去看待事情。」訪談前幾天,Tanawat在自己的臉書宣告這次採訪,原本學經濟學出身的他,還特地做了一番功課。

泰國的藝文政策長久以來存在體制性的問題,藝文工作者普遍得不到政府的支持,需要第二份工作來維持生計。Tanawat坦言,「就算沒有發生這次疫情,我們也不會從政府得到很多支援。」

疫情發生後,多數的泰國藝術家陷入困境與財務危機。他們也嘗試向政府求援,「這種情形不只發生在泰國,整個東南亞都是如此。」Tanawat說。

與其說疫情帶來重創,不如說疫情讓藝術家們更加體認到自己的處境。對於泰國未來的藝文產業前景,Tanawat覺得渺茫。「2020年疫情導致政府預算都被削減,搶資源的情況會更加嚴重。」僧多粥少,意味著生存空間會受到更多壓迫。

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因素是創作空間受到箝制。「身為發展中國家,泰國藝文補助跟GDP發展有關,軍政府的政治運作系統不讓藝文工作者發聲,所以我們期待真正的民主到來,那是唯一的解方。」Tanawat同時認為,目前的示威抗議運動讓年輕世代看到一線希望,唯有徹底的民主化,才可能讓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形塑更好的文化政策。
 

Pat與夥伴嘗試將傳統佛教儀式與自然生態結合,進行現代的藝術創作。(Tongchan Kamphart提供,Paul Wager攝)

Pat與夥伴嘗試將傳統佛教儀式與自然生態結合,進行現代的藝術創作。(Tongchan Kamphart提供,Paul Wager攝)
 

竹圍工作室創辦人蕭麗虹

受疫情阻斷交流的情形也殃及台灣的藝術及文化領域。台灣的竹圍工作室創辦人藝術家蕭麗虹直言,冠狀病毒(疫情)對她而言是2020年最大的衝擊。「本來要交換的計畫全部停擺,我們是做藝術村的,房子都是空的。」

原本堅信文化交流一定要面對面的蕭麗虹,每年安排邀請國際藝術家進駐台灣的藝術村,也把台灣的藝術家送出去。但是訪談的當下,蕭麗虹生動形容慘況:「2020年來台交流人數是掛鴨蛋了。」

另一位台灣藝文工作者,是湄公河文化中心「SEAΔ」計畫成員高捷推動的東南亞深度工作坊。在彼此國界封閉的情形下,也「暫時看不到未來。」不過高捷另在永續旅遊品牌「島內散步」擔任品牌行銷總監,讓他的收入暫時不成問題。

生命課題的提醒

疫情肆虐除了帶來經濟上的種種問題,工作缺乏保障與種種的不確定感,讓藝術家普遍感到恐懼與焦慮。

Zun Ei回想起2020年初:「我收到國外邀請,非常開心想去,因為沒有國際航班,我等了又等……,也許八月可以開放,還是沒有航班,然後是九月、十月……;有時我想可能沒辦法申請任何計畫,每一件事情都是起起伏伏。」Zun Ei的狀況也正是多數藝文工作者的寫照。

不過,Zun Ei選擇用藝術行動來回應。四到五月期間,Zun Ei讓自己完全沈澱,不做任何事情,也不進行任何創作。身為佛教徒,她嘗試在這段混沌時期專注禪修及聆聽佛法開示。具有藝術治療執照的她,甚至對自己進行運動藝術治療。「我知道自己必須正向積極,生活還是得過下去。」

「每個人隨時都可能會死,只是在疫情前,我們都忽略了這件事。」疫情成為一種提醒,啟發了Zun Ei的創作靈感。她打算用「恐懼」為主題,帶領三個工作坊,邀請參與者一齊探索「恐懼」的感受。

Pat則用佛教哲理來安頓身心。「一般人在面對疫情時,可能會努力去尋找新的工作或新的收入來源,但是我們佛教徒認為可以隨遇而安。」Pat認為生活可以回歸簡樸,「務農一樣可以生活,此時此刻也讓我們得以跟家人團聚,共享時光。」

高捷則在疫情的低迷時期,先蹲低開拓新的商機,轉而開發台灣原民部落的深度探索行程,與台東達魯瑪部落合作舉辦兩梯次的工作坊,讓大家學習部落的生活文化與實作。

蕭麗虹則把藝術村的功能加以轉化,「我跟我的工作團隊現在正在規劃虛擬交換。」這份被蕭麗虹形容成「媒婆」的工作,把藝術村轉型為媒合平台,從中牽線台灣與國際的藝術家,在線上以虛擬方式交換議題,交流經驗,深化彼此的合作。

而工作室另一項「Art Connect」計畫,發送問卷給東南亞約60幾名藝文工作者及藝文組織,了解他們是否展開藝術行動來回應疫情,透過問卷了解藝術家們的遭遇,得知他們普遍沒有辦法出國交流,部分組織並且解僱工作人員或改與其他藝文組織合作。

藝術家們也做了許多關於線上的行動,例如在線上舉辦講座及工作坊,或是進入社區進行服務。這份問卷調查結果將以Podcast系列報導的形式在十月份上線。

蕭麗虹認為疫情帶來「不正常」現象,可能會是未來的新常態,藝文工作者一定要及早轉型,找到自己的出路。

「藝術家並非無用,而是要轉型做社會型的服務及教育的推廣。」蕭麗虹建議,在此充滿危機的時刻,藝術家可以發揮藝術真正的創造力,想辦法把藝術變為一種創意的服務,或將藝文空間轉型成平台,在疫情大流行的不確定性下,才能在危機中窺見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