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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彰良(莊坤儒攝)
 

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台灣出生，五歲隨父親移居日本。他的日文筆名藏著家族的地景：「東山」是祖父的出生地「山東」，「彰」則是母親昔日工作的地方「彰化」。

去（2019）年年中採訪東山彰良時，他正處於「50知天命」的年紀。回憶當初提筆的契機，他坦言：「自己沒有不寫的選擇。」喜歡音樂和旅行的東山彰良，大學畢業後曾經當過一年的上班族，但朝九晚五並非他想像的未來，他逃入學術界，研讀經濟。但成了家、有了孩子，再加上博士論文的期限將屆，落在肩頭的壓力頗大，感覺自己人生失敗、一事無成。他記得2000年12月的某個夜晚，餵飽尚在襁褓中的小兒子，待家人睡著後，東山彰良對著電腦開始寫作，「就像腦子裡有一部電影，然後把它轉換成文字吐出來那種感覺。」即使到了早上，電腦當機讓他寫的東西一秒清空，但那一夜被療癒的感覺，讓他開始持續創作，三個月後第一部作品《逃亡作法TURD ON THE RUN》誕生。

《逃亡作法TURD ON THE RUN》在日本文壇初試啼聲即獲獎。文學評論家大森望評語：「結合昆汀‧塔倫提諾、蓋‧瑞奇、柯恩兄弟、三池崇史等人的黑色幽默敘事風格。」但之後的故事卻不如童話般的一帆風順。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種種現實，構成了經濟壓力，東山彰良如實道出：「我剛出道的時候，因為小說不暢銷，沒辦法光靠寫小說生活，所以我一直在大學當兼任的講師，教中文。」曾經有讀者詢問想寫小說（謀生）但擔心家人反對，他直白地說：「年輕人問我這種問題，就表示說他們還有其他的選擇。」東山彰良的寫作是被逼出來的，也因為這樣的境遇，他能讀出是不是被逼出來的作品，「我比較喜歡那種『不成為一名作家只有死路一條』的作品。」

身兼雙職的日子，持續到50歲這一年，孩子長大離巢了，讓他重新思索自己的生涯，「把自己再安排好，想做什麼，跟能做什麼。」他辭了在大學20多年的講師，成為專職的作家。
 

中華商場是東山彰良小說中常出現的場景，也是他記憶中熟悉的地方。（外交部資料照）
 

東山彰良是繼邱永漢、陳舜臣之後，直木賞史上第三位獲獎的台裔作家。從小旅居日本，但他求學時期每年暑假都會回台灣，喜歡聽家中的長輩說以前的故事，祖父曾經歷過的戰爭年代，以及戰後那個外省、本省混雜的台灣，那些人、那些事都吸收成自己的養分，躺在記憶的盒子裡，等著被寫出來。

游移在台灣與日本之間，東山彰良的小說主題幾乎都有一個關鍵字「逃亡」。「可能是我自己的認同問題吧！」小時候在日本，大家覺得他是台灣人，在台灣時，又被認為是日本人，「沒有真正能屬於這個地方的感覺。我分析自己之所以喜歡旅行，因為在旅行的時候很自由，在旅行中，你不需要讓自己屬於在某一個地方。」

家族四散了，但他的家族臍帶仍然緊密地維繫著。訪談間，東山彰良說到自己的寫作習慣，「我的桌上有自己架的一個小檯子，上面放了外祖父、外祖母，還有過世家族長輩的照片。我每天早上會換水，會跟他們講幾句話；他們的牌位安置在哪裡都無所謂，我感覺他們一直跟我在一起。」

看不見的並不等於不存在，在同一個空間中，那些親人彷彿依舊在一旁細語、談笑著，無怪乎東山彰良喜歡南美文學，那種魔幻現實的風格，就像已經過世的人一直守護著，不曾離去。

出道之後，東山彰良一直想把小時候聽聞的家族故事寫下來，但筆力練了十多年，覺得成熟了才敢動筆，把腦中的故事鋪寫成《流》。以中華商場為背景，融入祖父輩的大時代和父親的成長故事。書中除記錄了1970～1990年代的台北，讓台灣的讀者讀來倍感熟悉與懷念；字句中還藏著他對那個時代的解讀。東山彰良的父親王孝廉，是知名的人類學家，年輕時曾以筆名「王璇」發表小說。他曾把故事完稿先給父母看，父母給出的評論：「裡頭沒有壞人也沒有好人，我們所認知的歷史和戰爭就是這麼一回事。」讀到結局，在那國共內戰的時代，一個人莫名其妙的成為國民黨或共產黨員，莫名其妙的持槍相向，這是一個說著大時代中的個人命運如草芥，只能隨時局的洪「流」漂沉的故事。

日本讀者或許是透過他比較冷硬派的推理作品《路傍》、《強尼兔之教父本色》等書認識東山彰良；台灣的讀者則被《流》、《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等作品裡的「愛」而觸動。而寫出這樣不同風格作品的東山彰良，給筆者的感覺是一個「真」。

初見他時，輕便的衣著，腳踩著休閒鞋，與一般日本男性的正裝穿著迥然不同。不是迫切要展現善意，而是從從容容地一派日常。我們請他在街頭拍照，還要一邊躲著來往的汽車，他笑著說：「沒關係。」沒有智慧型手機，僅靠著市內電話和e-mail聯繫，他的生活簡單，一如他形容自己的個性，「我很難喜歡一件事情，可以對很多事情都無所謂，可是一旦喜歡上了，就會一直喜歡下去。」

小酌是另一種興趣，他還透露自己是Tequila的品酒師。東山彰良帶我們到平日小憩的酒吧，下午三點開門，寫稿累了，他會走進去點一杯啤酒，和酒保聊聊天，不會待晚，只因為他喜歡人少點的地方。

寫作可以把過往很多無用的經驗拿來運用，他譬喻說，就像你走路撿到十塊錢，但是不好意思直接彎下腰撿，就先用腳踩住，再若無其事的蹲下來，這些沒有用的記憶，會成為小說中畫龍點睛的細節，聽著他舉例，恍然地明白他小說劇情中許多的黑色幽默和對白是從哪來的。

成長的過程一直都是乖乖牌的學生，但東山彰良卻在小說中寫下青少年逞兇鬥狠、虛張聲勢，為死黨哥兒們奮不顧身的情誼。《流》書中寫著主角葉秋生和小混混雷威的對峙。他目露的凶光似乎在對我說：「退後，拜託你趕快退後，不要害我變成殺人兇手！」看到他的雙眼，我知道我們都正為了自己的未來，努力設法度過眼前這一關。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寫四個男孩結伴的成長故事，因為一樁意外，導致其中一人變成連續殺人犯，即將面臨死刑，要怎麼救回當年的同伴，「至少讓我能夠在回憶中，陪你到最後一刻。」東山彰良藉由主人公口中說出的，不是大忠大義，而是14、15歲青少年、在人生最精華時期結交換帖的情感。

「算是彌補年輕時候沒有學壞的遺憾，」聽到這兒讓人愣住、且捏把冷汗，我們想像面前這斯文的人變成小混混的樣子，「這是每個男孩子應該都有這種感覺吧！」他趕緊補充說明。
 

東山彰良(莊坤儒攝)
 

東山彰良的發跡，並非人生勝利組的歷程，在日本這個汲汲於功成名就的社會，他解釋說：「我對自己的評價一直沒有太高。我覺得作為一名作家不是那麼了不起的事情，我只會這樣子，所以我才在寫。」「也因為對自己很失望，所以能成為一名作家，才有寫東西的動力跟動機。」

已是知天命的年紀，他排除掉雜務，在人生清單上列出真正想做的事情。音樂和旅行還是生活的興趣，但與年輕時的心境已大大不同，「年輕的時候，旅行好像有一個隱形的對手，一直在跟他競爭，要比他走得遠，或者比他看得多，感覺一直在跟別人比賽。」可是年紀大了就不這樣了，不必遠行，在近處也能有旅行的感覺。受《朝日新聞》之邀，去年初他開設了《東山彰良のTurn！Turn！Turn！》專欄，以遊記的形式，用文字帶著讀者走訪他的出生地台灣，曾經工作過的東京，住宿在飯田橋附近，成長的室見地區，曾經短暫停留的廣島，像是過往人生的一個巡禮，隨興所至。

數年前開始在福岡RKB電台主持節目，在節目中介紹文學，朗讀讀者的投稿，他再如DJ挑選音樂播放。最近東山彰良買了一把小吉他，每天練習，但高興就可以，不要那麼辛苦了。

「可能是人老了吧！而且我知道，音樂對我來說，是讓我享受，讓我好玩，我知道我自己現在是作家，我喜歡寫小說，這個方向是我很在意去追求的，其他的事情好像就無所謂了。」年逾50的東山彰良，或許在小說中仍繼續他的逃亡，但現實生活中，他不逃了，寫作就是他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