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

由吳振南（左二）和其他團員共組的馬來西亞Tampo手鼓團，成立初衷是相信音樂能跨越語言和國籍，與人們分享家鄉文化的美好。（林格立攝）
 

自「新南向政策」實施以來，來台的東南亞新移民們，在經濟與工作上獲得改善，然而生活品質和精神層面的提升卻並不顯著，「原因出在我們不夠、也不那麼願意去了解東南亞國家的民族文化。」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教授蔡宗德認為，台灣是個對世界文化兼容並蓄的國家，台灣人民熱情而友善，但這份包容的背後，其實隱藏著還有待改善且值得深思的部分。

「內化的歧視觀念隨時都有可能以某種型態的言語和行動突然出現。」《善良的歧視主義者》作者、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的韓國江陵原州大學多文化學系教授金知慧，在書中提出了與蔡宗德同樣的疑問：「多數人都是善良的，都不想做出歧視的言行，只是自己看不見歧視的時候太多罷了。那麼，我們該如何做呢？」不同的是，蔡宗德將這個難題，透過針對東南亞民族音樂和表演藝術的研究，梳理出如今東南亞新移民在生活層次上的現況和困境，除向台灣發聲，也對人們提問。

「台灣的政經地位與東北亞國家相似，但在音樂、藝術和文化上，其實更接近東南亞各國。」一輩子投身研究世界各民族音樂的蔡宗德，身兼台灣東南亞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在文化部文化交流司所開展的《新南向海外交流專題計畫》裡，他提出了田調觀察多年的結果：「對東南亞民族來說，音樂與表演藝術無法與生活切割，那是他們的精神食糧、心靈支柱。」對於現況大感遺憾的蔡宗德說：「而在台灣的新住民和移工們，大多被現實和不平等待遇給剝奪了這部分。」

東南亞的民族音樂，屬於音樂（音聲）、舞蹈和戲劇互為主體的形式，不但自由、多變且獨特，也屬於世界音樂與民族音樂的顯著特徵。對東南亞民族來說，表演藝術就像是流淌在血液裡的紅白血球一樣，是生活跟思想裡再自然不過的存在。

「新住民與移工們儘管在自己的家鄉不曾受過專業訓練，來台後，幾乎都選擇用母國的傳統音樂和舞蹈等表演藝術，來思念故鄉、保留文化、記憶語言，更是藉此建構身分認同和抒發情感，人跟人之間也透過這些來交流和建立關係。」蔡宗德說：「如果沒有這些，對他們來說就是生活品質的下降，甚至感覺斷開了與原生母國文化之間的連結。」失去精神支柱的新住民和移工，容易在生活裡迷失方向、產生不滿。這讓蔡宗德注意到表演藝術背後所代表的真正問題。

在台灣的東南亞新住民、新二代和移工的人數，至今已超過100萬人，接近一個直轄市的人口。2019年時蔡宗德就曾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受新南向政策的影響，東南亞表演藝術變得更受到關注，但若不透過教育或交流層面的執行，終會淪為文化平權的口號而已。去（2020）年政府重新審視這個問題，舉辦了研究交流會，積極深入了解新移民的「異國」生活。

「到今年為止的研究顯示，教育和政策的落實尚有問題，東南亞的表演藝術被認為不夠重要。」蔡宗德轉而嚴肅地說：「其實解決新住民與移工對生活的需求，才能從根本上提高他們對台灣經濟和社會上的付出。」

蔡宗德認為新住民媳婦面臨的問題，主要在於重心放在家庭，自身經濟不獨立，婆家大多希望她們儘快融入台灣文化，而非去了解媳婦的母國文化。「當工作或經濟無法獨立時，照顧家庭的時間更是占了生活大部分時，儘管有了較佳的新住民政策，但『表演藝術』還是一種奢侈。」。

而移工的情況更為嚴峻。無論是否同樣拿著工作簽證來台，相較其他國家，台灣人對移工的想法與印象截然不同。因為大部分移工的工作性質並非高知識專業，而是以體力性質居多，來台工作的移工都是體能最佳的青壯年。「他們情感豐沛，對生活熱情無限，但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外，包括宗教在內，受到的限制和偏見很多。」蔡宗德表示目前政策上還不足以照顧到這群71萬多人的族群。

越南籍吹笛手武維俊來台大約五年，中文說得還不十分流暢的他，從事傳統製造業，因要寄錢回家，而時常周末加班賺錢，休息時間很有限，「但有假日，我們就能找朋友。」武維俊的未婚妻杜金媛，兩人工作不同，某次越南人聚會讓他們相遇相知。

杜金媛來台很久，從事一天值兩班的餐飲服務業，能與越南人相聚對她來說很珍貴：「大家都在不同城市工作，考慮到交通和金錢，我們大多在火車站附近的公共場所相聚。但是人們聽到我們在一起聊天、唱歌或跳舞，就會來驅趕。」。

被驅趕久了，聚會變少的武維俊不可避免地思鄉，他開始聽越南歌，並因此接觸到傳統的越南橫笛sao meo。「在越南，我從來沒學過笛子，也看不懂樂譜。某天看到YouTube上有越南老師教吹越南笛子，讓我很感動。」武維俊重新認識了自己國家的文化，努力練習，現在他們這群越南吹笛樂團將近20人，「但平常能有五、六個人聚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

因為團員見面十分不易，尋找能接受他們的練習場所更是困難，武維德只好利用下班時間獨自練習，「能用越南的樂器，吹奏越南的歌曲，是我生活裡很重要的事。」憨厚的武維俊強調，「其實我遇到的台灣人都很好，只是我們有些人中文說不好，他們容易怕我們。」

「東南亞表演藝術特別興盛的兩年前，很多新住民與移工都很興奮受到政府邀請表演，」蔡宗德說：「他們努力練習母國的傳統藝術，希望跟台灣更親近。然而沒演出費，沒有時間讓他們排練，沒有錢租借場地，更別說沒有條款保護他們的權益。」東南亞的表演藝術受到現實嚴苛的擠壓，蔡宗德語帶遺憾：「於是很快地，許多表演團體就解散了，部分則將亡不亡的；想要成立的，也組不起來。政策的不完善，令許多珍貴的表演藝術和族群文化無法振作，而台灣與他們合作的機會也越見渺小。」

身為峇里島國際舞者的胡明月（Koming Somawati），整個家族世代從事表演藝術，她從小習舞，「在峇里島，在印尼，唱歌、彈樂器和跳舞都是日常的一部分。」胡明月的母親已經超過70歲，仍然能在舞台上毫不停歇、大氣不喘地舞出一整齣劇。

在來到台灣之前，胡明月隨著研究世界音樂的美籍丈夫胡敏德（Made Mantle Hood）走遍世界各地。胡敏德受聘來台擔任南藝大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只會說英語和母語的胡明月跟著到了台灣，她說：「台灣人都很好，態度很親切也很熱情。知道我不會講中文，都盡量用英文跟我溝通，我的學生們也是。」胡明月很高興在這裡能認識許多印尼朋友，能再度用母語交談。

胡明月擁有傲人的舞蹈技術與學經歷，她在大學裡開班授課，創立工作室，推出許多峇里島舞蹈戲劇，積極發展著峇里島舞蹈藝術表演。美麗的她自稱有一張「很印尼」的臉孔，即使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一看就知道來自東南亞。「我跟朋友們去大賣場買生活用品時，店員們會很友善地跟我交談，」胡明月說：「他們會問我，照顧爺爺奶奶很辛苦吧？這種工作都沒有休假的。」

起初胡明月並不明白店員的意思，直到朋友大聲地替胡明月「澄清」：「她是個專業的峇里島舞蹈老師！」胡明月才意識到，印尼女性在台灣存在既定的刻板印象，她們要不是嫁來台灣，不然就是來台做一周上班七日的看護移工。

成立全台第一個馬來西亞手鼓團的新住民吳振南，現任國立教育廣播電台主持人，從取得政大哲學系博士到表演藝術，他受惠於新南向政策，但也認為在表演藝術上，確實仍有值得思考的部分，「東南亞的音樂形式是團體式的，然而因為工作、身分的不同，群體被切割開來。」

吳振南在馬來西亞時也不曾學過手鼓，來台後思鄉，與同鄉人組團，從頭學起到能上場表演。「成員們都是新住民，所以能透過『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為手鼓團爭取到經費。但其實申請經費的管道十分複雜，要求很多，連新住民看了都很容易放棄，更何況是根本沒有經費條例可申請的移工？」吳振南面臨的現況，佐證了蔡宗德的研究結果。

因為研究音樂，就必須連非音樂的部分都了解透徹，「台灣還沒準備好要接納這群來自南國的人。他們的生活空間我們準備好了嗎？他們的娛樂我們準備好了嗎？甚至，他們的宗教，我們夠尊重、有試著去了解嗎？」蔡宗德比喻，表演藝術就像是新南向政策裡聚光燈所沒照到的部分，但它卻影響深遠，無論是新住民自身的認同、新二代對東南亞籍父母的文化接受，還是移工對生活的抒發需要。

「要打破這樣的不良循環，政策尚有可以改進的空間，還可以照顧到更多不同需求的人。面臨新住民和移工這樣的大族群，我們要從經濟思考到生活。」蔡宗德提出突破口，「做出相對應的教育宣傳與印象改變，才能消除偏見，達到社會上的融合、融洽，成為真正容納多元文化的台灣寶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