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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回考古界有重大發現，總讓人驚訝，原來我們生活的地底下，是如三明治般的一層層，藏著不同的故事。曾經是滄海，或是桑田，堆疊不同時期的線索。學者們會取出大顆的貝殼研究，建立時代的大敘事；但同一個地層中，還有許多不甚起眼的魚蝦化石，卻也是當時生活的一景。

小說家用放大鏡細細端詳這些細瑣的化石，仔細用刷子清除土塵，爬梳更多的吉光片羽，在歷史的縫隙中，加入想像和推論，再透過書寫，完成如《亮光的起點》、《成為真正的人》的著作，挖掘出不一樣的台灣史。

鄧慧恩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獲國藝會獎助、教育部文藝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新台灣和平基金會首屆台灣歷史小說創作獎助等獎項，小說《亮光的起點》獲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獎。

《亮光的起點》作者鄧慧恩聊起她與日治時期第一位台籍博物學家王雨卿（1906～1938）的相遇，「我是在寫博士論文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王雨卿的資料。」她端詳著王雨卿記錄下蝙蝠的拉丁學名、台語拼音名稱，又註記了世界語名稱（Esperanto，由波蘭猶太人柴門霍夫於1887年所創，追求語言的平等自由，提供跨民族使用，做為國際溝通上的輔助語言。）「王雨卿的做法除了符合學術研究的標準外，還記錄下在地的稱呼，讓當地人理解，更想與世界語者分享。」這個舉動，引起了鄧慧恩的好奇，一位日治時期博物學家想要連結台灣與世界的動機。

王雨卿，這是台灣鮮少人認識的名字，生卒於日治時期，從小家境困苦，但他憑著自學，成為台南師範學校的博物科助手，並通過日本文部省中等教師檢定考試，取得博物科和生理衛生兩科的教師資格。「日治時期50年間，台灣僅有兩人通過博物科檢定考試，其一是王雨卿，另一位則是在戰後擔任台灣水產試驗所所長的鄧火土。」鄧慧恩補充解釋。而在博物學的紀錄中，台灣特有種「王氏煙管蝸牛」（Hemiphaedusa ooi Kuroda）更是因王雨卿採集發現而命名。「王雨卿留下來的故事不僅只文字，還有他親手製作的標本，以及他對於台南的鳥類、蝴蝶、貝類的調查，他的文章跟生命是寫在台南的土地上。」王雨卿介紹自己給世界認識的方式，加深鄧慧恩對他記憶；王雨卿早逝的生命，更讓人喟嘆。因此鄧慧恩心中總有個念頭，「寫下來就是一種記得。或許我可以用小說的方式，讓王雨卿再活一次。」

採訪當日，鄧慧恩邀請台南在地資深導覽員林建農，帶我們走訪了書中提及的重要地景，如台南師範學校（今台南大學）、關帝廟、台南運河、台南神社原址（今台南市立美術館二館）、大舞台等地景。台南大學是王雨卿從工友一路晉升為博物館助手的地方，他在此地遇見了影響他一生的牧茂市郎（1886～1959）博士，至今校內還藏有王雨卿手作的標本。

我們也漫步到台南運河。1937年夏日，運河水面不時閃爍奇特的光芒，導致人心恐慌，當時王雨卿已經病重了，他仍親赴運河，取樣研究，發現是夜光蟲（今暱稱為「藍眼淚」）在活動，他撰文闢疑，以科學實證的方式解了民眾的疑惑，也是《亮光的起點》書名的由來。

「歷史小說的書寫氛圍是建構在時代資料的正確性。年代的縱深跟描寫的地理環境相互搭配而創造出來的空間感，能讓小說人物更加立體。」重建王雨卿生活的場景，細述王雨卿與妻子佐伯操打破種族藩籬的愛情，鄧慧恩巧心在歷史的縫隙中插入合情合理的安排，「從資料得知王雨卿出身台南市的神農街，就是關帝廟前的那條小路，所以我安排在書中提到關帝廟的月老祠，讓王雨卿送出手做的蝴蝶標本，兩人互表心意。」

王雨卿生活的1920年代，正是台灣文化協會活躍之際，鄧慧恩也不忘連結了當時的人物，讓他們與王雨卿不期然的交遇，如台南固園的黃欣、林茂生、施乾、柳德裕、國分直一、星襄一等，帶我們如穿越劇一般，掉進時光隧道，一同經歷當時文化的大爆發，也帶出了當時的文人雅士交流的文化風景。

王雨卿博物學的啟蒙來自於他在台南師院擔任工友時，遇見了牧茂市郎，這位日本愛媛縣出身的學者，專長是蛇類研究。牧茂市郎認可王雨卿的上進與工作態度，讓他協助標本製作，並鼓勵王雨卿參加檢定考試。王雨卿在他的引領下，一頭投入了博物的世界，也自此翻轉了身分與階級。

回顧20世紀初的台灣，對初到熱帶地區探索的日本學者是個嶄新的世界，他們胸懷大志地探險台灣，也借助台人的幫忙，完成研究，一如鹿野忠雄與他的原住民嚮導托泰．布典，又如牧茂市郎和王雨卿。政治大學講座教授陳芳明撰寫的推薦序中，提到書中的另一種風景，他認為《亮光的起點》與過去前行歷史小說家的書寫策略截然不同，「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似乎不存在著敵對的立場，反而是屬於工作的夥伴。」

探問日治時期的殖民權力關係，鄧慧恩笑著說：「我相信有人會願意追求一個更好的價值，比如說學術價值或是夢想，可以跨越種族來合作。」這樣的例子，這樣的故事，或許就如她所寫下的，「當台灣人開始一點一滴將這些逐漸被遺忘的歷史片段撿拾回來，就是另一個亮光的起點。」

甘耀明

苗栗獅潭客家人。從小耳濡目染客家地區的民間傳說與鄉野傳奇，孕育日後作品的魔幻寫實風格。曾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寶島文學獎、臺灣文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吳濁流文學獎等獎項。代表著作為《神秘列車》、《殺鬼》、《邦查女孩》等，並有多部作品被譯為日文出版。

被譽為台灣新鄉土作家先驅的甘耀明，以魔幻寫實的文字風格著稱。今（2021）年他發表了孕育、構思了十多年的作品《成為真正的人》。甘耀明猶記得2004年，他從南橫向陽登上海拔3,000餘公尺的嘉明湖，那一趟行程聽聞了1945年發生的山難加上空難的「三叉山事件」，成了小說的靈感來源。

1945年9月，一架搭載美軍獲釋戰俘的轟炸機因遭遇颱風，偏離方向，在空中解體，墜落中央山脈三叉山山區，當時日軍組織了日、漢、原住民近百人的搜救隊上山搜救，卻遭遇天候劇變，最終25名機組員、乘客全數罹難，搜救隊員共計26名也遇難。

「台灣目前發生最大的山難是1913年合歡山山區的『野呂寧山難』，那一次的山難是為了征伐，當時共有89位漢人在途中凍死。『三叉山事件』是第二大的山難，但它的背景卻是為了救難。」甘耀明娓娓道來觸動他書寫「三叉山事件」背後的幽微關係，「二次大戰期間，台灣是遭受盟軍轟炸的區域，1945年9月，日軍已投降，但台灣還在日本人暫時管制下，在這樣的氣氛下，組織一個團隊去救助盟軍，其實展現了幽微的人性，可以作為寫作者的介入點。」

翻開小說，您或許會期待對於山難過程的描寫，但文字卻開始於主角布農族的哈魯牧特回部落報喪。

雙生子是許多原住民的禁忌，多半無法同時存活。哈魯牧特的祖父卻把他們留下來，直到雙生子的哥哥病逝，海努南填補了哈魯牧特身旁的空位。兩人一起成長玩樂，一起到花蓮港市追求棒球的夢想。但海努南卻不幸喪生於美軍的轟炸，哈魯牧特回到部落報喪，卻遇上美軍轟炸機墜落，他被邀請加入搜救隊伍，在山上遇見了生還的美軍，救或不救？作者用文字照見哈魯牧特內心的掙扎與蛻變。

甘耀明選擇從布農族的觀點切入，除了他的故鄉苗栗獅潭與原住民部落有諸多的地緣關係外，「因為原住民是土地的靈魂，透過這個靈魂去觀看歷史跟土地，會更有緊密的結合。」書中靈活地連結布農文化，他們相信夢占，隨手捻來都是神話、禁忌和傳說。透過甘耀明的筆，描述的山川、動植物都變得意趣橫生，像是樹會走進家裡，跳進家屋的火堆；或如布農族稱嘉明湖為「月亮的鏡子」；或是形容記不住東西，像腦袋裡住了一條魚，一直打亂記憶，是從鄉野傳奇得到靈感，從土地汲取的養分，甘耀明的文字讓小說讀來充滿驚喜。

為了撰寫這部歷史小說，甘耀明翻閱許多美軍原文報告，才釐清原先對三叉山事件許多似是而非的資訊。為了重建歷史場景，甘耀明和朋友重返現場，拍攝現場殘骸，回來後花了好久的時間，核對殘骸原屬於飛機上的部位，他想知道飛機最後的幾秒鐘，遭遇了什麼狀況。「飛機是在空中解體後才墜落，當時的飛行高度不高，加上機組員有降落傘可逃生，因此有人生還是可能的。」甘耀明解釋說，經過這樣的考究，情節就在作者腦中一步步構築起來，他把生還的情節寫入故事，成為哈魯牧特「成為真正的人」的考驗。

翻開書封，除了作者簡介外，「minBunun」是另一個引人探究的字眼，是布農語，釋義是「成為布農族人」。

以三叉山事件當基底，「這本小說探求的是人在歷史軌跡跟縫隙中的變化，就像是看到路邊縫隙裡鑽出來的植物，我想知道在乾旱跟無土的狀態下，如何面對自然環境的考驗。」甘耀明說。

書中另一個隱喻，甘耀明請出了幾乎已在台灣絕跡的雲豹，他說起自己的私心，「雲豹這麼迷人的生物在1945年的山林怎能不請牠出場呢？」但是小說中雲豹被囚禁，最後以失去前肢當代價，才得以重返自然，甘耀明說：「就如小說的主角，我們每個人成長的過程中，可能真的就像雲豹一樣，我們會失去了一部份的東西，才讓自己能更堅強的活下去。」這歷程一如甘耀明說：「成為真正的人，是尋找更完整自己的過程。」也是每個人的生命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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