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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早田文藏紀念碑重新回到台北植物園，被在地的植物簇擁著。（林格立攝）
 

2017年，林業試驗所出版了《佛里神父》、《早田文藏》二書，追念早期為台灣植物自然史踏勘、定名的兩位專家，同時將曾經佚失的佛里與早田文藏兩座銅像復位；佛里、早田何許人也？銅像何以失而復得？且聽《光華》道來，關於台灣植物採集、命名的故事。
 

佛里曾二度來台採集植物，阿里山也留有佛里的足跡。（林旻萱攝）
 

「在日治時期就知道植物園有兩座銅像，一尊是設於1917年的佛里紀念碑，一尊是設於1936年的早田文藏紀念碑。但是銅像不見了，只留下照片。」曾對台北植物園做過深入研究的李瑞宗說。

佛里是出身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1873年到日本傳教，同時採集植物，將標本賣至歐洲的標本館，籌措宣教經費。佛里曾經於1903年及1913年二度到台灣採集，最終在台灣染病過世。專注台灣植物研究的早田文藏，感念佛里對植物界的貢獻，募款籌建了佛里神父銅像，就設在台北植物園裡。

早田文藏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命名發表的台灣植物超過1,600種，更耗時十年編纂十冊《台灣植物圖譜》，帶領台灣脫離西方植物界所稱的「植物黑暗地帶」。他過世之後，台灣當地發起募集設置了「早田文藏紀念碑」，就立在台北植物園腊葉館旁。

兩座銅像皆在二戰後佚失，直到2012年才重製復位。旅日的台商楊智芳，與日籍雕塑家渡邊長男的孫女瀨谷薰，素昧平生的兩人在美國紐約相遇，又因為「台灣」有了交流的話題。瀨谷薰提到家裡有一尊祖父雕塑的石膏模，身分不明，外表看似外國人，只知當年雕像完成後是送往台灣。這條線索讓楊智芳跑遍台灣公部門尋找雕像是何許人也，最後在林試所的台北植物園找到了身分，是曾經來台灣植物採集的佛里神父。

由於楊智芳的鍥而不捨，林試所亦重視銅像的歷史意義，便委請李瑞宗赴日居間協調，兩座銅像後由日方高橋裕二、奧敬詩重製，在植物園裡復位。2017年，雕像揭幕的當日，林試所邀請了早田文藏的孫子孫女、佛里家的曾孫等人齊聚。百年後的台、日、法相聚，是歷史的緣分，更是台灣人不忘記感念這些異鄉人先行者的足跡。

台灣知名古道及植物學專家李瑞宗，接下撰寫《佛里神父》的任務後，展開追尋佛里神父的足跡，「佛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腦子裡轉著這個疑問。

1847年出生，佛里26歲離開法國，在日本傳教40年，生命的最後兩年在台灣渡過，最終病逝於台北。巴黎外方傳教會網站上僅一頁的簡介滿足不了他的想像，李瑞宗想方設法地，透過南松山天主堂連線到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總會，弄到了佛里神父年輕時的照片，還有親筆書信，描述他到日本傳教過程中並非一路順遂，「這兩個物件就拉近了我與佛里的一些距離。」李瑞宗說。他又跑了東京淺草，佛里曾在此擔任助理神父；走訪青森、北海道，了解佛里當年巡迴傳教的地點；還追到收藏佛里身後標本的京都大學，「跟著這些線索走，都讓我更加理解佛里。」

在京都大學的文件中，李瑞宗翻到一張佛里的名片，上面印著「羅馬教皇派遣　公教宣教師フオリ」。他為此高興不已，笑著說：「這個名堂很大耶！羅馬教皇派遣就好像是乾隆御賜一樣。」李瑞宗還從北海道大學的收藏中，讀到1908年佛里寫給宮部金吾教授的明信片，佛里幽默地跟宮部打趣：「恭賀新禧。新種越來越少。實在沒辦法。到Tsuki（日文：月球）ka mar（火星）看看如何。」

佛里身為農家子弟，擁有絕佳的觀察力，能識別植物，在野外能鑑別特殊的物種，採集製成標本，賣到歐美博物館，作為興建教堂的基金。1879年，佛里在新潟採集的標本第一次被發表。有學者推算佛里一生採集的標本超過30萬份，採集的範圍含蓋日本全境，包括那些交通難以到達的地方，如北海道網走、庫頁島、禮文島、屋久島等，西到朝鮮，南至琉球、台灣，往東更到夏威夷。

「佛里採集的時間早日本學者20年。」李瑞宗分析時序告訴我們：「1877年東京大學成立，當時日本的科學才剛起步，所以日本的動植物系譜是歐美學者協助建立的。佛里1873年就到日本傳教，歐美學者拿到的標本，很多是靠佛里採集。」佛里接續於1903年和1913年到台灣採集，第二趟採集停留在台灣長達兩年之久。台灣有許多物種以佛里命名，比如傅氏鳳尾蕨、傅氏三叉蕨、傅氏唐松草、佛氏通泉草、佛歐里畫眉草等。佛里並非植物分類學家，他一輩子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他是提供材料，給歐美的學者發表新種植物，因此，把台灣植物介紹給歐美，佛里可說是背後重要的推手。
 

台北植物園腊葉館早期是保存標本的場所，如今轉型為展示空間，讓民眾了解台灣植物自然史的一步一腳印。（林格立攝）
 

2016年，台大出版中心企劃的「台灣研究先行者系列」，出版由吳永華撰寫的《早田文藏：台灣植物大命名時代》，2017年林試所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場秀章撰寫《早田文藏》，兩書分別從台灣視角和日本分類學家觀點，解析這位為台灣植物定名的早田文藏。

長年從事台灣自然史研究的吳永華，曾出版《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從歷史資料中爬梳，台灣因為《天津條約》開港以後，西方人藉由通商、職務之便，開始進入台灣採集，當時已有台灣的標本被收入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但是，「19世紀，西方人最高僅能到達海拔3,000英尺，換算沒有超過海拔1,000公尺，大概只有陽明山那麼高。」台灣是多山之島，最高點可到3,952公尺，高海拔區尚有一整片物種待採集發掘。1895年，日本領台，開始進行資源調查；初期山區進入不易，地勢高險，又有原住民據守。阿里山鐵路在1912年通車，山區要到1915年所謂的「五年理蕃計畫」結束才算安定。「山區的安全性，影響到植物採集者的行動。」吳永華解釋，日本對台灣山林的深入，也獨領了台灣物種的命名權。

早田文藏，1874年出生，新潟人，年少時就對植物展現極大的興趣。《早田文藏》作者大場秀章應林試所邀請來台時，曾與讀者分享他的分析，早田的雙親過世的早，經濟拮据，讓他必須在和服店謀生，工作需背負重物，也許被壓得頭低低的，因此看到地上的苔蘚，愈發被這小小的生命所吸引，進而想研究它。

早田從高中時期就嶄露對植物的興趣，1900年他初次到台灣採集，自此與台灣有切不斷的緣分。他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時，已有大批台灣的標本被送往東京帝國大學，其師松村任三即是台灣植物研究的先驅，松村逕指派早田文藏負責台灣植物的研究。又因為總督府推動有用植物調查計畫，早田受聘負責分類與鑑定台灣植物。

他與一般窩在研究室的植物學家不同，他數次來台、深入山區，採集植物，因為他獨特的觀察力及對植物廣博的認識，讓早田每回入山，都能找到新種。記錄中到台灣的採集，地域更廣及南投巒大山、阿里山、恆春半島、澎湖、宜蘭太平山等地。

當時各國學術界對新物種的認識求知若渴，命名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於：「他（早田）幫台灣的植物物種放到世界植物分類系統的位置上。」林試所研究員兼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解釋。而根據吳永華的整理，早田命名的植物，或以福爾摩沙，或用台灣地名，是早田與台灣土地的記憶。他曾以99個台灣地名命名414筆新種植物，其中以阿里山及玉山次數最多。把台灣的名字寫入世界植物的系譜裡，「台灣」還曾是當時歐美植物界最亮眼的字眼之一。

而從1911年至1921年間，受台灣總督府支持，早田連續十年出版了十冊以英文與拉丁文撰述的《台灣植物圖譜》，共記載了170科、1,197屬、3,568種及79變種，更是將台灣植物推向了世界。

1906年，可說是早田文藏學術生涯的巔峰，從回送到東京帝國大學的標本中，早田發表「台灣杉」的新屬。董景生解釋，當時松杉柏類的研究在歐美已經做到很透徹了，因為松杉柏是溫帶最常見的樹種，早田身處的日本也是以針葉林為大宗，研究者當然會從自己最熟悉的領域起跑，但早田還能在幾近窮究的研究中，找到「台灣杉」的新屬，對初嶄露頭角的植物學家來說，更是件值得紀念的事情。

「在這島嶼上，找到一個新的屬，並以台灣為名，是他給台灣的禮物。」董景生說。許多外國科學家都是從台灣杉學名Taiwania cryptomerioides認識台灣。「就植物學來講，我們仍然可以很自豪說，台灣杉的模式標本是我們的翠玉白菜。」至今仍有國外標本館希望能跟台灣換到「台灣杉」的標本，因為這樣館內收藏就會多一個「屬」，而不只是一個種，董景生解釋。

1909年，早田訪問了歐洲英、法、德、俄等國的植物標本館，這趟歐洲之旅，他把在台灣採集的標本與歐美的標本進行比對，董景生解釋：「這是他串起了台灣與世界的連結」，在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此處幾乎是收羅了全世界各地標本的聖殿，早田發現從台灣帶過去的樣本，許多是未被記載的新種，這解決過往諸多有疑問的標本，讓他回國後發表了大批新種，更豐富了台灣物種的家族。

如今林試所典藏佛里採集的標本有58件，早田的標本有700多件。攤開某一標本，董景生指著標本上同時出現早田和佛里的簽名字跡；看見曾經鍾情於台灣植物採集與研究的兩人，生命的軌跡同時留存標本上，這物種源於台灣，是法國人採集，由日本人定名的一份標本，是台、日、法「此曾在」的證據，是台灣植物大命名時代留下的文件，印證台灣與世界網絡的互動與參與，怎不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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