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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季，有糧食殺手之稱的秋行軍蟲，因西南氣流的吹拂來到台灣，農民如臨大敵，農政單位嚴陣以待，在輿論沸騰之下，甚至傳出不明的網路流言，被稱為秋行軍蟲的草地貪夜蛾幼蟲並不是初來乍到，十年以前就已經存在台灣。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主任林旭宏，同時也是公民科學社團「慕光之城─蛾類世界」創辦人，拿出了2010年開始，超過25萬筆（至2022年10月則已累積高達51萬筆）的台灣蛾類調查資料，其中沒有任何一筆是秋行軍蟲的紀錄，鐵錚錚的科學事實，讓謠言不攻自破。

隨手之勞，小民立大功

「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是由群眾參與，與科學家協力完成的科學研究方式。這一詞彙在1995年由英國社會學家艾倫‧厄文提出，後來被廣泛地運用在各種科學調研上，除生態調查以外，也常見於氣象、天文、環保等領域。

即便多數人對於公民科學一詞或許相當陌生，但這樣的概念在不少領域早已被運用得駕輕就熟。好比昔日，道路即時影像監測系統與智慧型手機尚未普遍的年代，駕駛人上高速公路，會打開「警察廣播電台路況導航」收聽即時路況，好迴避車多或有事故的路段，這些資訊往往來自於熱心民眾的無償提供，警廣路況的運作模式，正是來自於眾志成城的公民科學。

「資訊的提供者，同時也會是使用者，這是公民科學的特性。」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林大利說。駕駛人在公路上馳騁，看見事故，Call-in到電台分享；大眾到戶外踏青，看到蟲魚鳥獸，拿出手機拍照留念，再上傳到特定的網站平台。公民科學社團的資料來源，往往就來自於這樣的隨手之勞，與個人紀錄不同的是，這些資料經過公開、彙整，成為大數據，經由解讀，不僅讓使用者受惠，甚至還能在意想不到之處發揮出莫大效益。

由美國康乃爾大學「鳥類學研究室」所推出的鳥類線上資料庫「eBird」，是全世界知名的公民科學計畫之一。這個全球最大的鳥類資訊的平台，資料來源提供者正是全世界的賞鳥人，至今已有超過80萬名的賞鳥人將資料上網公開，超過6億筆的資料，加上歷史資料，時間橫跨200年的尺度。除了提供個人的紀錄功能，經過長期的大數據累積，能協助賞鳥人針對不同地區、鳥種，進行交叉比對；甚至也成為科學家觀察氣候變遷對物種之影響的客觀紀錄。
 

台灣公民科學風潮的推手

公民科學興起的背景包括當代資通訊技術的躍進（如全球定位系統、網路資料庫、社群媒體）、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等原因。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兼棲地生態組組長林瑞興提出幾個重要指標，證明了台灣公民科學的發展堪稱蓬勃，「包括計畫的多樣性、公民的參與熱度、發展速度與擴展到其他面向的程度。」光以最大宗的鳥類公民科學，台灣就有二十餘種計畫推動，社團的參與人數往往可達上千甚至萬人。

台灣的公民科學發展可以溯源到40年以前，多以賞鳥人的鳥類記錄為主。2003年，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楊懿如率先有系統且大規模地推動「兩棲類監測」計畫，讓公民科學在台灣發展進入下一階段。

位於南投集集的特生中心，更是促成此波公民科學風潮的幕後推手。林瑞興談到，成立於1992年的特生中心，恰恰好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同年，遙相呼應一般，中心的成立初衷便以台灣特有種生物的保育、研究、推廣教育為主要任務。但身為研究員的他們，因著生物調查範圍遍及全台，光憑一己之力，資料累積緩慢，封閉式的作業方式，難與公民對話，更難引發對於保育議題的共鳴。為了突破困境，2009年才開始嘗試運用公民科學的方法，陸續推出鳥類、蛾類、蜘蛛、蝸牛、路殺等研究計畫。

四大鳥類公民科學計畫

對於民眾來說，鳥類的姿態美麗，又容易觀賞，是生態觀察中最熟悉且風行的一項了，且是全球皆然。特生中心從此著手，有計畫地推動了四個大型鳥類公民科學計畫，「推動的順序是有策略性的。」負責計畫的林瑞興表示。

率先推出的是以繁殖鳥為對象的「台灣繁殖鳥類大調查」（BBS Taiwan）。計畫初期，在林務局的支持之下，由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規劃出全台調查的樣區與研究方法；接著由特生中心接手主導，並藉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的協力，號召到志同道合的志工。在每年3～6月的鳥類繁殖季節，志工會在樣區以標準化的方法來蒐集野外繁殖鳥的數量。

接續啟動的，是在BBS Taiwan的基礎上進階的「台灣鳥類生產力及存活率監測」（MAPS Taiwan），以更高難度的捕捉與繫放作業，了解台灣鳥類在繁殖季的繁殖進程與存活狀況。

為了將參與對象從賞鳥迷拓展到一般大眾，2013年進一步推出以留鳥與冬候鳥為主的「台灣新年數鳥嘉年華」（NYBC Taiwan），這個活動呼應北美流行超過百餘年的「聖誕節鳥類調查」活動，也是全球發展最早的公民科學計畫之一。活動時間落在元旦左右，全台各地共計172個樣區，每個樣區均有志工組隊並分派不同的任務，每年均有超過千人響應。

2015年8月，特生中心取得康乃爾大學鳥類學研究室同意，中文化的「eBird Taiwan」正式上線。這一重要進展，被林瑞興稱為台灣鳥類公民科學基礎工程的最後一步，台灣的鳥類資料可以匯流到單一平台，更串連到國際。
 

路殺社：另類的生態學觀察

倘說鳥類公民科學，是在特生中心主導下，由上（研究單位）往下（大眾）展開，那麼「路殺社」的行程，則是全然相反，由下往上的另種類型。時常被簡稱為路殺社的「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創辦人是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動物組助理研究員林德恩。創社至今11年，林德恩娓娓道來當時「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創社過程。

研究兩棲爬行動物的林德恩，在公民科學風氣發軔時，便已嘗試投入。然而因為主要研究的蛇類相較不討喜，加上習性擅躲藏，路殺的屍體比活體還要常見的狀況，多年嘗試舉辦志工訓練，願意留下長期投入的人卻不多。

搭上社群媒體崛起的風潮，2011年，下班後的他在Facebook上創辦了爬行類調查志工的交流社團「四處爬爬走」。某晚，他信手po上一張路殺的蛇屍照片，經過一夜的發酵，居然收到近百張同樣是路死動物照片的回饋，網友回應之熱絡，讓他驚訝不已，「這時才發現，原來關心路死動物的人這麼多，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林德恩說。在同事們的開玩笑下，社團更名為路殺社，「想說還可以藉此沾沾路透社的光，沒想到也成真了。」他幽默地說。

路死動物的另重意義

隨著社團的成長，民眾的踴躍迴響，與各種專業的生物學家的加入，路殺社也逐步擴大資料蒐羅的範圍，從數位照片到實際的動物大體，種類也從兩棲爬行類拓展到鳥類、哺乳類等。

截至2022年9月，路殺社已累積高達23萬筆路殺資料，這些資料，屢屢在意想不到之處立下奇功。好比在2012年，因為志工觀察到不尋常的大量鼬獾死亡個體，讓路殺社與特生中心的獸醫、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的防疫專家合作，翌年從野生動物急救站的救傷個體中，追蹤到存在台灣已經超過百年的鼬獾狂犬病病毒。

有此先例，後來發生大量猛禽死亡事件，防檢局主動找上門，這一回，路殺社也提供及時的遺體樣本，並且與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等單位攜手，發現造成黑鳶、領角鴞及鳳頭蒼鷹等猛禽的死因，有很高比例是毒鼠藥所造成。另外，加保扶、納乃得等農藥的濫用，也導致許多食穀鳥類如麻雀、紅鳩，因急性中毒大量死亡。這些發現促成農政單位全面禁用加保扶、納乃得，並取消了常態舉辦的滅鼠周活動，改為針對重點區域的撲殺。

至於回到源頭的路殺議題，在數年的資料累積，後來路殺社透過資料分析並綜整專家意見，整理出全台138個路殺熱點路段，與道路管理單位如國家公園、林務局、公路總局合作，運用警示牌、防護圍籬、地下通道等方式來改善路殺風險。而這些資料也被科技廠商、汽車業者採用，應用在導航王、Garmin、和泰汽車的內建導航系統中，當車輛行駛到熱點區段，會主動提出警示。
 

從理念到實踐，從旁觀到參與

常云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公民科學是最好的例證。林德恩提到，路殺社的資料提供者，大部分也不是來自生態領域畢業的「圈內人」，也非退休人士或者生態導覽解說志工，就只是一般熱心的大眾人，「只要告訴他們該怎麼做，願意付出的人比想像中的還要多。」林德恩說。顯而易見，公民科學建立了一條路徑，拉近了學術研究與普羅大眾的距離，也見證了萬眾一心、聚沙成塔的公民力量，還將環保、動保理想落地，有了實際且正面的效益。

林瑞興分析，公民科學的發展成功與否，與社會的發展程度成相當正比。經濟發展必須到位，資通訊設備才能完善；國家體制必須民主、開放；公民參與必須夠踴躍；以及最重要的，人們在生態、自然的保育意識必須提升。當所有條件到位，經過特定單位如特生中心的整合，才能順水推舟地推動，遂引動沛然莫之能禦的能量。聖雄甘地曾謂：「一個國家的偉大與文明道德進步的程度，端看他如何對待動物。」從此角度檢視，台灣公民科學的成功經驗，值得引以為豪，更值得與國際分享。

更多照片請至《「牠」的守護者 眾志成城的公民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