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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梁永斐,在過去任國父紀念館館長期間,推動多幅合作畫。(林格立攝)
藝術創作,是藝術家挖掘內在,表達主張的途徑,不僅如此,英國哲學家艾倫‧狄波頓在《藝術的慰藉》更指出,藝術有其大用,能在哀愁裡呈現出人性的尊嚴,也能喚起人們希望,引導出人類的潛能。由國立歷史博物館所策畫,被寄予時代任務的〈寶島長春圖卷〉,便是這樣一件作品。
我們來到催生出〈寶島長春圖卷〉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藝術品的功用與目的是什麼?這是創作以前必須先設想的。」館長梁永斐別開生面地說道。曾任國父紀念館館長的他,在任內催生了由12位畫家共同繪製的〈台灣風情〉,以及由十位畫家參與的〈蓬萊風華〉兩幅水墨大畫,談起性質近似的〈寶島長春圖卷〉,頗有共鳴。
呼應時代命題長6,571公分,高241公分的〈寶島長春圖卷〉,細緻描繪了北起野柳,南至墾丁鵝鑾鼻的台灣自然風光,並穿插總統府、桃園國際機場、高雄港、高速公路等重要硬體建設,堪稱合作畫之最。如此巨幅的規格,與它因「企劃」而起,然後才訴諸創作的誕生脈絡,不無關聯。
畫作完成於1981年。梁永斐指出,1970~1980年代,國際政治跌宕多變,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大事件,反倒喚起台灣民間向心力的提升。而在公部門的登高一呼下,催生出不少合作型的大畫。國父紀念館的〈春回大地中興復國〉、〈松柏同春〉;今已由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由台北榮民總醫院捐贈的〈玉山雲海〉、〈寶島長春〉等作品,均屬之。
相較起藝術家的個人創作,以及民間企業的在商言商,這類作品,基於民間對公家單位專業度的信賴,常超越經濟考量,展現出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梁永斐稱,〈寶島長春圖卷〉是一場「藝術的社會運動」。
史博製造,台灣之最計畫的起源,起因於當時的館長何浩天,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觀賞油畫巨作〈滑鐵盧戰役〉,而有了靈感。遂召集了館內同仁夏美馴、劉平衡、黃永川、羅煥光等人協力,邀請到當時重要的11位水墨畫家,以合作畫的形式進行大畫的創作。
會選擇以水墨作為表現形式,梁永斐指出,是因為希望「能傳承中華文化傳統」,擇台灣地景與重要建設為題,則呼應了當時十大建設的開展,經濟水平的提升,以及對於富庶島嶼的肯定,藉此表達出了自我的期勉與對未來的盼想,是「具有真實的時代意義與高度的藝術創作」。
藝術外交大使對於多數國人來說,〈寶島長春圖卷〉是一件「風聞有你」,卻未能「親眼見你」的傳奇作品。除了在畫作完成翌年,畫作在史博館的國家畫廊展出,吸引了超過40萬人前往朝聖,而後,因著裝卸、修護之不易,加上尺寸巨大,合適展覽的展館難尋,遂而國內展出的機會寥寥無幾。
前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在〈關於《寶島長春圖卷》的小故事〉中便細數,這幅畫曾以藝術交流之名,赴日本上野美術館、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比利時魯汶大學及市府大廈……等各地展出,竟使得「國外展出的次數遠高於國內」。
直到2019年,睽違24年之久,因應台南市美術館開館,〈寶島長春圖卷〉獲邀展出,這幅國寶級藝術品再次獲得關注。
風格交融的集體創作即便不了解畫作背後的來龍去脈,單純就藝術賞析的角度來看,作品的藝術成就仍是相當精彩。原因之一,〈寶島長春圖卷〉集結了台灣戰後重要的11位國畫名家,包含擔任顧問指導的前輩級畫家張大千、黃君璧、張穀年、胡克敏、姚夢谷;以及中、青輩的羅芳、李奇茂、范伯洪、蘇峯男、羅振賢、蔡友等人……橫跨老中青不同世代、門派與性別。
其二,雖說水墨畫發展史上,素來有著合作的傳統,不論是文人、藝術家集會,雅興一來,信手畫下的「雅集」,如明代吳門書畫家共筆的〈藥草山房圖卷〉;或者畫家依照各自的專長,合力完成作品,如北宋的〈讀碑窠石圖〉,由王曉畫人物,李成畫樹石;或也有如清代的〈康熙南巡圖〉,由帝王指派多位宮廷畫家,完成巨幅創作。
然而,如參與創作的羅振賢所述,〈寶島長春圖卷〉的難得在於,主要繪製的七位畫家(張穀年與中、青輩畫家),雖有草稿為本,但動筆時,並沒有預先設定各自負責的項目,完全依據當時的進度信手下筆。這樣的創作方式,使得整體風格更能渾融一體。尤其水墨畫,本不似西洋油畫重視個人的筆觸與用色,合作畫尤其強調的謙讓與包容,在〈寶島長春圖卷〉中更表達得淋漓盡致。
台灣山水畫的新頁另一方面,為了讓筆下風物更「接地氣」,動筆以前,主繪的畫家一行六人,在史博館的協助下,進行五次的環島寫生,並輔以攝影取材,同時還參考了國防部提供的空拍照片。
基於踏實的考察與真實的情感觸動,再加上史博館的專家意見,才決定入畫的內容。草圖由年紀最輕的羅振賢、蔡友兩人負責,羅振賢由北部的基隆開始,蔡友則從鵝鑾鼻起始,兩人在中部銜接,草圖再經顧問與畫家的研商修正,最後才請張大千給予建議。
水墨畫因歷時悠久,難免形成樣板模式,唯有從生活的風土環境臨摹創造,才能擺脫窠臼。因此,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蔡耀慶稱,〈寶島長春圖卷〉「深蘊著台灣水墨山水畫作的變動與整合」。
藝術本應源自於創作者與在地環境的互動,羅振賢便指出,此批年輕一輩的畫家,除了基本的筆墨功夫,平時亦有大量的寫生練習,「藉由寫生,畫出來的草稿,才能夠與當今的生活情境融合貼近。」羅振賢說。
尤其對於強調「天人合一」精神的水墨畫來說,創作內容不只是客觀外物的描繪,寫實以外,還要能傳遞出人文精神與無垠自然的連結,「這幅作品不會只是地理輿圖,用來指認建築或山水,而有自身完整的藝術性。」羅振賢說。
因而可說,超過40年以前完成的〈寶島長春圖卷〉,於歷史意義,或是藝術價值,這幅作品都是台灣水墨家所留下的重要資產,值得後人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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