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出生，現年26歲的胡鈞媛，在上大學前是一個認真念書，「兩耳不問窗外事」的孩子。「讀高中時，中東與北非爆發了『阿拉伯之春』。」媒體新聞鋪天蓋地報導著戰爭的殘酷，以及歐洲各國引發重大的移民危機，但國際大事對高中生來說，只是在新聞上滾動的文字。

「我跟大部分台灣人一樣，看著新聞，覺得難過，但那是距離台灣很遙遠的事，距離我一個高中生更遙遠。」直到三年後，考上了成功大學中文系的胡鈞媛，向外交部申請了國際青年大使，踏出國門第一步，一切才產生了變化。

 

1951年由聯合國會議制定的《難民地位公約》，原先是為了照顧二次世界大戰被戰爭波及的人民；在1967年難民成為世界共同議題時，聯合國再通過《紐約議定書》，取消地域和時間限制，保護全球各地的難民。採訪時初見為難民奔走的胡鈞媛，已經歷許多鍛鍊的她，笑起來眼睛微微彎起，透出堅強的意志。被問及「為什麼關注難民？」她閃著雙眼回問：「你們知道『難民』這個詞的實際定義嗎？」

誰，會是難民？

「根據公約，無論尋求庇護者具有國籍或無國籍都適用。」胡鈞媛流暢地背誦出來，「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願受其本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情留在其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地區，不願或不能返回該國者。一般通稱『難民』。」難民不見得貧窮，不見得是非知識份子，更不全都是真正無家可歸的人，他們只是進不了國、回不了家。

「很有距離感吧？一開始我也這麼覺得。聽過這個詞，但對它完全沒感覺。」在擔任青年大使期間，胡鈞媛參訪的目的是做青年外交。她回憶著：「青年大使的任務給了我啟發，我想了解世界更多。」胡鈞媛大學期間到越南拍攝紀錄片的那場旅程，所遇到的戰爭難民，改變了她，「我認識了許多難民；我看見難民營和社區；震撼閃光彈在距離我兩公尺處炸開。」人生第一次與生死擦肩的恐懼，撲面而來，「難民這兩個字忽然壓在我的身上。」

當時全球共有233個國家，而胡鈞媛身處的柏林、約旦和黎巴嫩，加起來有來自各大洲、超過60個國家的難民。自幼生長在自由民主的台灣，胡鈞媛浮現腦海的第一個疑問是：「誰，會是難民？」

青年大使為始，走向世界

就讀大一的2014年，申請成為國際青年大使後，胡鈞媛出訪了加拿大、美國和貝里斯，這是她第一次接觸到NGO（非政府營利組織），同時也讓她明確了解到自己對認識世界有著無限渴望。

胡鈞媛笑著說自己是個性格固執且執行力很強的人，在青年大使的任務結束後，才大二的她，透過執行「世界公民島計畫」進而關注到新住民和移工問題，努力打工籌錢，與其他四位成大學員，前往三位越南新住民的故鄉，拍攝關於原生家庭的紀錄片《把愛找回來》。

「原本拍完紀錄片後就要打道回府，這時我發現一張由泰國到柏林的促銷機票竟出奇地便宜，換算成台幣大概只要一萬多。」胡鈞媛至今仍然覺得這是上天註定讓她與德國牽緣，「我毫不猶豫地訂了機票，馬上飛往德國柏林。」她作夢也沒想到，這一趟柏林之行將徹底翻轉她的未來。

敘利亞內戰超過十年，戰況越演越烈，已是21世紀裡死亡人數第二高的戰爭。一直認為戰爭離自己很遠的胡鈞媛到了柏林，看見許多中東臉孔，結識了一位年輕的敘利亞男子，他帶她到自己人民現居的地方：難民營。「我們國家有戰爭，」男子用簡單的英文向胡鈞媛解釋：「我們逃到這裡，德國依照公約，收容我們。」眼前滿滿的各國難民，早到且提出庇護申請通過後，會被分配到臨時的多人公寓，大多數的新難民則擠在一個大型體育館改裝成的臨時收容所。

胡鈞媛與他們成為了朋友，在相處過程中，曾有人接起電話，得知自己未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被炸死或戰死在敘利亞。「死亡隨時都會來。原來光是『活下來』就這麼困難。」能說善道的胡鈞媛，一時之間竟找不到任何詞語能給予安慰。

看到歐美日韓等國家對難民施以援手，「難民與台灣人之間的遙遠距離，讓我震驚。」除了對戰爭難民強烈的同情心，胡鈞媛感受到更多的是隱隱在心裡發芽的使命感，「推動我走到今天的，是對難民深刻的內疚和挫折感。我開始問自己：我自己和我的國家可以為難民做些什麼嗎？」

見難民之苦，受難民之善

胡鈞媛離開柏林，前往難民人數超過75萬、其國籍超過60個國家的約旦，在當地的NGO人權機構「安曼人權研究中心」擔任志工，幫助難民撰寫資金申請計畫，建設菜園，進行社區綠化。後來又去了與以色列衝突超過十年的黎巴嫩，「因為黎巴嫩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大小，我想看看他們如何收容難民。」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台灣也能成為一個庇護國嗎？

胡鈞媛前往第三次以阿戰爭後才成立，至今50多年的約旦難民社區，「難民們距離自己的家鄉很近，卻彷彿遙隔千里，世代或許都再也不能回去。」許多難民在庇護國沒有受到公民身分承認；黎巴嫩的難民甚至居住在破爛的帳篷裡，「他們生活在這裡，卻不屬於這裡。」難民的自我認同，隨著世代傳遞，成了難以解決的問題。

曾在巴勒斯坦希伯崙城市裡遭軍隊誤認為外國媒體的胡鈞媛，被當面投擲催淚瓦斯、震撼閃光彈，甚至還遇到了臭鼬水車（The Skunk）。爆炸的那瞬間，「我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想著：啊，這只是當地人一個普通的星期五而已。」

儘管作為外國人很難獲取難民的信任，卻很容易得到他們在自身苦難中仍閃閃發光的善意。「有次我攢夠了錢當背包客，出行到瑞典，結果迷路了，在一望無際的大路上徬徨無助。」有一家中東臉孔的家族開車經過，善良地載她到火車站。胡鈞媛談起這段回憶仍略帶鼻音：「車程中我們簡單地聊了一下，他們是來瑞典尋求庇護的難民，住了許多年，四處打工攢積薄蓄。」但家族母親卻在車站花了將近新台幣4,000元，幫她這個陌生的東方女孩買車票到首都。「我沒想到會接受如此珍貴的善意，他們明明自己擁有的也不多。」

你有什麼問題？

胡鈞媛回到大學繼續學業，將難民之事收在心裡，反覆拿出來思考。「但我當時大學都還沒念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我只知道，我還得再出去看看。」行動力強的她開始尋找各種能繼續探索世界的計畫。2016年胡鈞媛向教育部提出「大專院校國際學生國際體驗教育計畫」申請，這個計畫自由度非常高，她以了解海外學生學習中文的狀況，以及台灣在中歐和東歐的發展空間為由，成功獲准。

拜訪了許多駐處和駐地大使，胡鈞媛透過旅行手札檢視自己，經常一坐就是一整晚，思考著未來。直到她在2016年夏天，踏入了匈牙利駐處，遇見當時駐地的大使陶文隆，在她人生裡刻上一句話：「妳有什麼問題？」

胡鈞媛所準備的駐處交流提問，很快地被陶大使答完，他並沒有客套地繼續閒聊，而是再次問她：「妳有什麼問題？」陶大使接著說：「這社會，要找資訊不難，難在要懂得問（對）問題。」

「妳有什麼問題？」是胡鈞媛日後時常拿出來對自己的提問，也是她對這世界的提問。解決問題的「ASK（Always Seek Knowledge）」更成了胡鈞媛時刻提醒自己的人生座右銘，「問對問題後，我找到了自己的夢想。」胡鈞媛的臉龐散發出光采：「我的夢想不是成就自己，而是幫助別人。我希望能讓自己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更有智慧、有系統地處理困難。」面臨畢業的胡鈞媛，決定要面對「國際難民議題」，她申請攻讀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教育與國際發展碩士。

走上請命庇護之路

尋求庇護的難民分成很多種，最受胡鈞媛關注的是戰爭難民和性別難民。「這兩種難民的人數很多，而資源卻很少。」人數龐大的戰爭難民，是許多國家願意提供庇護的對象；性別難民卻是近幾年因性別意識崛起後，許多國家對LGBTQ族群的壓迫所產生的特殊難民。「他們往往很難找到包容性別多樣化的庇護國家，而台灣恰好是全球數一數二包容性別多元化的國家。」

剛取得碩士回台，胡鈞媛立刻投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青年研究員計畫，同時成立Refugee 101 Taiwan的難民倡議組織，更加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際組成為青年諮詢委員。

胡鈞媛到處演講、透過組織課程，讓與會者親身體驗《難民法》與難民處境，並且積極地與國外難民組織和台灣人權促進會合作、會談，盡力創造台灣人與難民交流的機會，探索難民受台灣庇護之可能性。她深知要高高躍起之前，必先穩穩蹲低，儲備能量。難民議題不可能一夕之間改善、改變，胡鈞媛明白自己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當問及她未來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麼時，胡鈞媛微微傾斜了一下頭，思索一陣子，然後用她獨特的輕柔語氣說道：「當初擔任青年大使的原因，是因為我想這樣向世界介紹台灣：T.A.I.W.A.N（The Amiable Individuals Welcome All Nations，友善的人們歡迎所有的國家）。期望台灣成為這樣的國家，就是我的動力。」

胡鈞媛對自己的母親——台灣抱著永恆的憧憬，「台灣包容、有人權；自由、很團結。我們始終都知道自身還有值得進步的地方，而不斷努力著。」胡鈞媛眼裡有光：「我想為這個永遠可以再進步的台灣感到驕傲，更讓自己身為台灣人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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