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老台北的味道，何蔚庭時常穿梭台北巷弄，從中找尋拍片的靈感。
 

最近何蔚庭新作《青春弒戀》再度入圍第58屆金馬獎五項大獎，在加拿大、美國、日本、義大利等影展也傳出捷報，備受國際矚目。《青春弒戀》延續何蔚庭一貫的奇幻風格，片名看似商業青春片，內容卻是探討Z世代青年男女的生活困境，包括遊走虛實世界、沉迷線上遊戲，片中不但有令人臉紅心跳的床戲情節，也深入探討青年隨機殺人、偷窺、女同志戀愛、男女情慾等超尺度話題。

電影題材創作自由

「這次的題材在很多地方是不能拍的，馬來西亞就不能拍攝，新加坡、香港則是21歲以上才能觀看。」何蔚庭導演新作碰觸到女同志與情慾議題，在保守的馬來西亞無緣上映，但是台灣卻把此片劃入保護級，六歲以上有家長陪同即可觀看，凸顯兩地國情差異，也看到台灣影片分級評審對藝術創作的尊重。

何蔚庭從高中時期就開始寫影評，一年看50多部電影，好片爛片都看，儼然是同學眼中的電影專家。「那時看最多的是焦雄屏老師主編的《電影館》系列叢書。」這套系列叢書是何蔚庭的電影啟蒙，從書本上他開始認識到法國新浪潮、黑澤明、費里尼等「怪裡怪氣」的電影名詞，也才知道有所謂的電影學校。一次他翻閱到中英雙語版的《光華畫報》（《台灣光華雜誌》前身），內容詳細介紹紐約大學的自由與開放，令他心生嚮往，負笈到西方求學。

學成後何蔚庭回到亞洲，他想起紐大求學時，學校時常舉辦台灣電影回顧展，「那時侯導、蔡導、楊導，還有王家衛都很火，蔡明亮的《愛情萬歲》我是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看的；林肯中心的侯導回顧展，每部片我都看過，35釐米拷貝那種，所以對台灣電影有一種敬畏吧！」

台北街頭汲取靈感

在台灣拍片題材自由且限制少，何蔚庭常在台北街頭漫步尋找拍片靈感。「台北跟紐約都是可以走路的城市，台北東區、安和路、天母等時常出現在蔡導、楊導、侯導的電影場景，現在可親臨領會；中山區、中正紀念堂、萬華、廣州街、和平西路……老舊的街區不代表貧窮，也不見得就不現代，因此在電影中，我想在台北西區建構一個年輕人的世界，並不會覺得違和，覺得那是很台灣的東西，我就喜歡那種感覺。」

何蔚庭找景時，會為了某個角色設定一些場景。「台灣的城市很電影感，很酷，很亂，每個巷子、每個角落都會給你一個驚喜，靜謐的巷子有漂亮的矮牆與花草，轉個彎就是一棟高大的豪宅，但這就是台灣好玩的地方。」

來台超過20年，何蔚庭從娛樂性高的電視新聞抓取靈感，也喜愛這裡的活力與包容。「我們曾經拍過一部警察貪污的片子，場景就在警察局二樓，每天進來跟警察打招呼，接著就上到二樓打得天翻地覆，警察從來沒有上樓關切過一句。」

何蔚庭笑說自己喜歡看爽片，但是拍片時總是拍出令人深思的電影，「多放一點東西進去，多一個角度，作品讓人看完能有一些想法，這樣拍片所花費的時間、精力、資金才是值得的。」

青年導演登上國際影壇

台灣開放的創作環境也催生出李永超這樣的新生代。出生在緬甸北部農村，李永超作品關注緬甸底層小人物，時常碰觸到敏感的議題。敘述緬北村民為求致富捨命挖礦的《血琥珀》，深入到烽火頻傳的緬北森林，拍攝世界四大琥珀產地「昔漂貢礦區」的悲慘現況；《惡人之煞》紀錄片以兩年時間細心慢熬，拍攝吸毒又嗜殺成性的克欽青年。兩部作品成為盧卡諾影展「影評人週」單元創立以來，至今「唯二」入圍的台灣紀錄片（以台灣名義參展）。

兒時愛看電影，李永超看著《烏龍院》、《好小子》等台灣電影長大。童年時期住在緬北鄉村，全村只有一間「電影院」，以茅草屋胡亂搭建，裡頭擺著一台播放卡帶的電視機，零星排列的小板凳就是「影院」的座椅，村人除了抓魚打鳥，平時看「電影」就是大家最喜愛的餘興節目，「每回有新片播放，村人就會來擺攤，賣些村莊裡自己搞的爆米花。」濃眉大眼的李永超直到考上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才有機會開始接觸到電影，從拍攝短片參加徵件起步，慢慢登上世界影展殿堂。
 

出生緬北農村鄉下，李永超在台灣讀大學時進而接觸電影，拍攝作品《血琥珀》入圍盧卡諾影展「影評人週」單元，《二〇二〇年的一場雨》則入圍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台灣教育養成電影人才

「對緬甸華人而言，當時去台灣發展就是大家一致選擇的出路，學校老師教課不停提到台灣是『亞洲四小龍』，我們聽到龍就覺得很酷。」靦腆的李永超在20歲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或摸過電腦，上了大學才頭一次摸到電腦，開始學打字。「同學們擅長畫動畫，做平面設計與網頁設計，我卻連自畫像都畫不出來，只能畫火柴人。」

因為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浸淫電影的創作環境，孤軍後裔李永超才有機會在台灣一展長才。「我覺得自己真的非常幸運，很多緬甸人到台灣來只能求得溫飽，賺錢養活緬甸的家人，我卻還可以在這裡作電影夢。」拍攝《惡人之煞》紀錄片時，李永超近距離接觸這位殺人無數的年輕軍人，每次鏡頭對準對方的臉，就是一次恐懼的總和。「拍攝這部片子時，每一次飛去緬甸，我的內心都天人交戰。」李永超原本要拍攝戒毒所的其他青年，但遇見這位克欽青年後，李永超立刻改換故事題材，並受到公共電視台的全力支持。

影片中的克欽青年，孩童時期就被軍隊擄走，導致人生走向歧途，李永超感嘆：「八歲的某天深夜也有軍隊來抓我，父母極力阻撓，用酒啊、飯啊、菜啊來招待他們，盡量不要讓他們帶我走。」李永超用光影交錯及鏡頭的凝視，記錄緬甸底層的人民，希望傳達出人性本善的理念，他的作品因審查制度不可能在緬甸上映，但台灣開放包容的創作環境允許他能夠忠於自己，拍出真實的緬甸，用另一種形式在國際上為緬甸發聲，並為時代做出見證。

台灣產製環境自由開放

「很多人並不知道在緬甸的某些人曾經經歷過哪些事情，我期待影像能夠留存下來，或許有一天會有它存在的價值。」台灣容留了緬甸題材這樣爭議性的電影，在於台灣整體從上至下對於民主自由及開放多元的尊崇理念。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執行長王君琦觀察，「台灣的創作環境具備一項優點，就是我們的自由與民主環境，它開放了一個自由創作的空間，包括了電影產製的環境。」這樣的環境令馬華導演如蔡明亮、何蔚庭，或是緬甸籍的趙德胤在台灣能有所發揮。

2018年台灣電影產業產值約224.73億元，包括電影製作業及電影映演業均較前年成長，光是2018年即有323部國片參與國際市場展，且不乏跨國合作的片子。除產製環境蓬勃，開放的影視政策及政府，對於電影製作融資及國際合作的支持，也佔據了重要的因素。

兩性平權，電影樣態多元

從何蔚庭的女同志影像到李永超的底層人性探究，也可看到台灣對題材內容包容開放的胸襟。文化內容策進院2020年「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我國2019年電影產業就業人數女性佔51.29％，男性佔48.71%，女性人力已經超越男性。「台灣的性別平權走得很前進，但我們也曾經進行隱微的革命。早期拍片現場女性月事來時，不能坐在任何器材的箱子上，會被認定帶衰劇組，在台灣女性身體力行去爭取權益後，這種現象已不復存在。」王君琦說。

對比韓國與好萊塢電影工業化橫掃全球，王君琦卻認為產製環境不那麼高度資本集中化，是台灣的另一項優勢。「在韓國，除非是大型商業片，否則幾乎沒有獨立電影的空間，但是在台灣的電影形形色色，各種樣態都有，這點令韓國獨立路線的導演相當羨慕。」

從早年台灣特殊的政經環境催生出「台灣新電影」，如今國際影人步履紛紛來到台灣追逐電影夢，這裡提供卓越創作的環境，優異的人才與先進的技術設備，才讓國際導演們得以發揮實力，一展長才。

更多照片請至《華人導演台灣逐夢 何蔚庭與李永超的跨國鏡頭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