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南向

年紀才30初頭，沒有厭世代的徬徨或消極，個性落落大方。說不上傲人的學歷或者家世，卻擔任越南上市櫃纖維大廠的主管，除了管理數十名員工以外，還是近千名員工裡唯一的台籍幹部──許元瑜，這樣特別的台灣女生，如何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開創小眾人生的藍海

桃園某處的民宅，樸實空間裡的重點裝飾，是數不清的越南聖旨、檄文。趁著她短暫休假回台，我們特地前往拜訪，大桌前，許元瑜及她的父親許燦煌團團圍坐。女兒會到越南工作，源頭正是由許燦煌開啟，他信手沏起暖熱的台灣紅玉，茶香裡談起了自己別開生面的一套教育經。

作為「舊南向」的代表，許燦煌曾在1992年赴越經商，待上十年，因為想陪伴小孩成長，毅然放下經營有成的生意回台灣。想法獨樹一格的他總認為：「有人做的事，就不需自己再去做了吧。」教育、孩子的未來亦如是，他鼓勵孩子走小眾的路。因此，在許元瑜進元智大學就讀時，他就循循善誘，建議女兒學習冷門的越南語作為第二外語，每逢暑假，也刻意安排女兒到越南朋友的老家長住。

「爸爸問每年回老家探親的越南朋友：『老家是磚屋還是稻草屋？』對方回答：『磚屋。』他就說：『那可以了，帶我女兒一起去吧。』」許元瑜活靈活現地補上了這段的細節。

這樣的教育方針，自然影響了下一代。甘願與越南結下不解之緣的許元瑜，在畢業後就優先鎖定東南亞就業市場，她的首選是越南，但因為新鮮人求職不易，只好先繞了遠路，先到泰國台商「和慶電子」，以財金的專業參與公司轉型上市櫃公司的財會制度重建。完成階段性任務後，跳槽到越南日商，從對內的金融會計轉做市場開發，累積下相當的實力，接著才透過當地台商的引薦，來到上市櫃的越商「世紀纖維」。

作為業務經理的她，負責掌控整間公司業績，空降前，老闆特地趁著到台洽公之機與她的父母見面。在許家父女的解釋下，我們才理解到，越南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重視家庭與人倫，講求禮數與人情，這樣的態度，從這樁小事裡就流露一二。

長期與越南人共事，開會講越文、批越文公文，都是再自然不過的基本，久而久之，許元瑜也歸納出一套管理心法，「越南人自尊心高，講『裡子』的同時，也要顧『面子』。」作為主管，倘若能力不足，公開對下屬發難，難以服人，管理上反倒更加不易，「但反過來說，越南人會願意去尊敬、崇拜比他們更有能力的對象。如果你有能力，當面責難他，雖然顏面掃地，但他服你，最後仍是會聽。」

這段話呼應了許多越南台商的觀察。他們多說，越南人性格強悍，自尊心高，英雄主義色彩濃厚。帶領著越南人走出法國人殖民的胡志明，以及歷史上兩次擊退蒙古大軍的陳興道將軍，都是讓越南人擁戴至今的民族英雄——觀光客若到胡志明市，還能見到兩人的紀念雕像。

從台商到文物收藏家

因為理解越南人的民族性，所以才能馭人有道，但能提高格局，從歷史源流理解越南文化的許燦煌，更是罕有。談話暫告一段落，離開客廳，我們跟著許燦煌的腳步拾級上樓。走在猶如展館、掛滿字畫的廊道，最後通往頂樓的小別室，牆上高懸著「許燦煌文庫」五字。

許燦煌的另一身分，是越南古文物藏家，投身收藏近30年的他，擁有的皇朝詔書、奏摺、公文、古書、官帽、官印，數量超過3,000件，如此豐厚的藏品，遠超過許多國際學術單位。而這批海外遺珍，除了吸引到不少學者慕名造訪，以此做為研究素材；對越南人而言，所召喚出的民族記憶與歷史掌故，文化價值難以計數，甚至讓特地來訪的BBC越籍記者當場掉淚，「連我也陪著他掉淚。」許燦煌心有戚戚地說。

從一名向「錢」看的商人到以蒐羅越南文物為生命志業的藏家，故事要從他赴越經商開始。1985年，越南走向改革開放，對外資招手，當年在台灣生意失敗的許燦煌在朋友的邀請下，帶著2,000元美金隻身赴越，尋找翻身的機會。

有一回，許燦煌與朋友騎著摩托車來到越戰遺址、古芝地道觀光，見識到身段柔軟又堅毅的越南人，居然能一面在狹窄陰暗的地道裡生活，一面打游擊戰，腦筋動得飛快的他瞬間融會貫通，運用在經商手法上。是故，他不像多數台商擇定特定的工業區開工廠，反倒化整為零，利用越南人的人脈，在各地百貨賣場經營日系化妝品專櫃生意。

乘著發展的浪潮，生意日趨穩定，許燦煌平時四處巡查，因為離鄉背井，讓他興起了想讀點中文字的念頭，「1995年，我在西貢（胡志明市舊稱）的阮氏明開路上的舊書店，用2萬越盾（約新台幣50元）買下了《秘傳萬法歸宗》。」人事時地物，他記得清清楚楚。

因為越南古代官方使用漢字，到法國殖民時期才一舉改用以羅馬字，這樣的巧合，反倒讓台灣人具備著如今越南人已罕有、能閱讀越南古籍文獻的能力。──只不過，看著舊書攤裡的古書，當時對越南歷史沒有太多認識的他，心裡盤算著是，即便不看了，這些古書可以帶回台灣轉手高價賣出。彼時台灣的光華商場，同一本《秘傳萬法歸宗》，可以賣到3,000元的高價。

因為出手闊綽，許燦煌很快地在書商之間引起騷動，同行紛紛相互引介。雖說，彼時的越南文物遠遠不及中國文物的炙手可熱，而他對文物的真偽、價值也難免抱持著懷疑，但上頭的中文，以及文字上透漏出的文化底蘊，卻引發了他的悸動。

看著他對文史日趨著迷，許燦煌當時的房東阮福輝光（Nguyễn Phú Huy Quang），才借了他兩本書：越南國寶級文學經典《金雲翹傳》，以及講述越南文史的《越南史略》。翻著《越南史略》，阮福輝光說起了家世出身──原來這個每天與許燦煌打法式撞球，窩在院子裡吃牛雜爐、魚頭爐，配啤酒可樂的好哥兒們，竟是越南末代阮氏皇朝的後代，他的曾祖父，就是曾短暫旅台的獨立運動家疆㭽。知悉這樣的巧合，許燦煌瞬間啞口無語，恍若命運的牽引，推著他堂而皇之踏入了越南歷史的大門。
 

古文物裡的越南靈魂

古物愈收愈多，好奇愈多，每有空檔回台，許燦煌就窩在圖書館裡的善本室查找資料、閱讀文獻。再隨著資料的旁徵博引，歷史田野鋪陳蔓衍，而回頭比對自己的收藏，卻引發了更多的疑點，「就像填了一個坑，又再挖了另一個坑。」如今的他，信手就能拈來越南歷代國號、皇帝年號，也知曉了每張聖旨上年號、朱泥、落款、用字、紙張、圖騰的細節講究。

而在狹長越南土地東奔北跑的當年，他一路從舊書攤、跳蚤市場找到鄉間民家，不少文物入手的過程，可比鄉野奇譚的離奇。他曾經從峴港鄰近的村莊裡、農婦菜刀下搶救到，被當作砧板使用，用來印製紙錢的木刻雕版，文物的歷史推測已超過400年以上，上頭刻印著，是被視為越南人祖先，有著鳳頭龍尾的「貉龍君」。他也曾在中越平定省西山縣，向民家買下從田中挖掘到，1797年因西山朝與阮氏皇朝短兵相接，西山朝將領為了調兵遣將臨時刻印的銅製「急就章」。

一件件文物史料，無不載記、封存著越南歷史的顛沛，更留下歷史裡難以抹去的遺憾。動盪時代的政權更迭、語言文字的隔閡，加上多年的經濟掛帥，輕忽了文資保存，倘若不是許燦煌搶快留存，這些對於越南人具有共同記憶的重要資產，將會佚失得更快。

到頭來，許燦煌一件文物都捨不得賣，像是一種時代命定的託付，「這些東西裡面，有越南的靈魂。」許燦煌說。他說，在氣候炎熱的越南，當年的他常是一身短褲、趿著拖鞋，隨機與三輪車伕、農民攀談，身上除了備著查找資料的萬年曆等工具書，也不忘攜帶與人搏交情的香菸、進口洗面乳。有時雨下大了，泥土地泥濘，他索性把鞋子脫下直接腳踩大地，接地氣如斯，他像是踩在田野的歷史學家，緊緊貼伏著越南的心跳聲。

她的北漂

一向關心東南亞議題的媒體工作者廖雲章，在移工畫展或移工文學獎等場合，常身著一襲水藍色的「奧黛」（Ao Dai，越南國服）。這襲繪有醫護人員圖案的打歌服，來自越南畫家陳氏桃（Trần Thị Đào）的手筆與餽贈。

當台灣人南向尋找創業的新天地，也有一批人從越南北漂到台灣，來自德勒（Đắk Lắk）的陳氏桃是其中之一。12年的旅台歲月，改變了她的人生。這回，《光華》採訪團隊來到了胡志明市第六郡，與她見上一面，對台灣不無念想的陳氏桃，見到捎來故舊問候的我們，臉上滿是笑意。

從看護到畫家

曾經到胡志明人文大學遊學的廖雲章，將三個月當中所遇的越南姊妹寫成了《流浪西貢一百天》，她們格外溫柔，也格外堅毅，重視家庭的她們，為了庇蔭所愛，總是竭盡所能──這樣的寫照，與阿桃如出一轍。

透過簡單易懂的中文，阿桃娓娓道來身世：父母逝世得早，家裡八個兄弟姊妹，食指浩繁，讓她早早放棄了升學，開始工作養家。到台灣以前，因為老家在盛產咖啡的德勒，她曾是經營得有聲有色的咖啡盤商，卻因周轉不靈而破產，賣掉了三幢房子，仍欠了一屁股債，走投無路時，因緣際會從電視上得知了台灣的工作機會。

為了還債，她咬牙把三名小孩托給姊姊照顧，先生也到外地工作，一家人散居各地。2002年來到台灣，本來就擁有醫護專業的她，成為了一名看護工。「很苦，但我也很努力，很忍耐。」阿桃說。看護的工作不分晝夜，都得在長輩身邊隨侍在側，假期少，也沒有太多餘裕可遊玩交際，加上中文有限，長輩又多用台語，難以溝通之餘，更讓她備感思鄉，但為了生活，只能咬牙吞忍。

就在這時，她從朋友那拿到了越文版本的《四方報》，一解相思之餘，發現上面的徵文、徵圖的消息，從小就喜歡畫畫的阿桃，嘗試把心情寄寓於畫筆，寄給《四方報》後居然獲選刊出，讓她大受鼓舞。此後，只要工作暇餘，她就埋首創作，「把想太多的時間拿來畫畫，心裡也覺得好一點。」
 

為異鄉人張開溫柔的網

移工填補了台灣的勞動缺口，但因為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的不同，他們與多數的台灣人沒有太多的深交。但台灣活躍的公民力量，讓一批人願意主動關注到這些少數族群，為他們成立NGO，或媒合、提供資源，讓離鄉背井的移工有了一張可以撐托的網。

阿桃的堅忍與樂觀，讓她得到了翻轉的機會。因為《四方報》的鼓勵，創作不輟的她開始成為各大繪畫比賽的常勝軍，也在台灣到處參展。某一次的場合，她與《四方報》創辦人張正、廖雲章夫婦碰了面，「他們對待我就像家人一樣的溫柔。」阿桃深受感動。隨著參展、獲獎的畫作愈來愈多，「移工畫家」之名不脛而走，當時還在競選的總統蔡英文甚至希望求見，而彰化一名藥師陳錫鍠看到了她的新聞，甚至主動聯繫，表示願意資助她專業畫材。

「這個時候，我才決定要把小孩也送到台灣念書。」台灣人的善意，讓阿桃滿是感謝。雖然受限於台灣就業服務法，工作期滿12年的她必須離開台灣，但在她安排之下，三名小孩都赴台留學，與台灣「再續前緣」。回到越南後，她一面繼續從事醫護工作，一面仍創作不懈，終於躋身越南藝術協會的成員，也取得了越南政府頒發的藝術家資格。

而阿桃的大女兒從東海大學畢業後，運用留台經驗及越南的發展前景，在胡志明市成立了留學觀光顧問公司。採訪此時，經濟已大大改善的阿桃順勢成為講師，分享過去在台灣的工作心得。

我們訪談所在之處，對外的辦公室即是阿桃女兒公司的辦公室，後方的會客室，大型畫作環繞，畫作上，有阿桃寄予對台灣念想的台灣風光、呼應她工作的醫療題材。個性直率的阿桃，屢屢將張正的肖像繪在畫布上，其中一幅各國移工共同祈福的畫作，尤其引起我們的注意，「張正做的事，很有意義；而我們（移工）到台灣工作，也祈求祝福台灣永遠和平。」阿桃的知足善良，早已從畫中溢於言表。這分外人難以想像的樂觀，讓她確實爭取到了良機，終於扭轉了人生。

非典型海歸新二代

即或移工、新住民、新二代，常讓人投射既定的想像，不過正就讀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李如寶，是一個非典型的案例。

高挑的她，母語是中文，但越語同等流利，如同許多新二代一樣，李如寶是典型越南媽媽與台灣爸爸的組合。不同的是，因為父母在越南經商，她在越南出生長大，爸媽工作忙碌的緣故，她由胡志明市的爺爺奶奶照顧長大。平日上的是胡志明市區富美興裡的台北學校，周身都是來自台灣的同儕。

「我是跨文化家庭的小孩。」李如寶說，爸爸是傳統的台灣男性，母親的家族則來自北越，在越戰後才遷到胡志明市（南越）定居。生活在胡志明市的她，「半台半越」的血統，以及家中慣講的北越口音，都讓她深刻感受到自己作為少數的不爭事實。

這件事本來懵懵懂懂，但2014年越南爆發排華事件，台灣人受到波及，當時仍是學生的李如寶，與同學走在校外，得刻意講越語作為身分的掩護，「那個時候我才發覺，能夠把自己的身分講出來是一件重要的事。」

高中畢業以後，回到台灣就讀大學，她不像許多新住民或新二代，對於表露身分有所顧忌，「妳是越南人嗎？」「為什麼妳的中文這麼好？」面對眾多疑問，在台灣大學政治系就讀時，某次的課堂簡報，她坦蕩說明了自己的身分。她想，與其遮遮掩掩，等著被貼標籤，倒不如開誠布公，積極掌握自我詮釋的話語權。

「小時候我們都會想跟別人一樣；但長大了，反而會希望自己與別人不同，這才是妳的特色。」這樣的想法，讓她走出了新二代不一樣的格局。
 

點燃寧靜的社會革命

頻繁往返在兩國，沒有太多的不適應，李如寶反倒發現，台、越之間不無共通之處，好比語言的相近、儒家文化底蘊等，雙邊應該可有更多對話的機會。因此還在大學時，她就創辦了以推廣台越交流為主旨的活動企劃公司「赴憶文化Foodeast」。

我們與李如寶的再會面，是在胡志明市的富美興，由台灣人所創辦，卻主要針對越南人招生的丁善理紀念中學。受到她信念的號召，一群有志一同的新二代青年前呼後應，共同來到校園裡參訪。青年的活力與率直，切換自如的台越雙聲道，讓這裡就像他們的主場。

除卻語言優勢，李如寶更表示，來自跨文化家庭的新二代的他們，最大的特點是同理心。受到雙邊文化影響的他們，最能設身處地理解兩國文化、民情、立場與處境的不同；不過，在發揮優勢前，首要之務必須讓新二代理解並建立起對於（大多是）母親國家的認同與理解。為了投入新二代的培力，她在2023年才成立了「新二代暨東協青年發展協會」，而這也是她帶著夥伴踏上越南土地的原因。

作為行動力、使命感與熱情兼具的新世代，李如寶有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積極與自信。她表示，新二代的議題，常附屬於新住民議題之下，但隨著時間推移，年紀漸長的他們，應有足夠的實力與能力可以自行向外發聲，「我們都已經長大了。」她坦率地說著。而這也是協會的創辦宗旨，她希望為新二代整合資源，為其賦權，並提供發聲管道。

當台灣與東南亞的交流漸趨密切，新二代，最深諳台灣美好之所在，也最可以代表台灣，向外國人伸出友誼的手；而在海外，他們也有足夠的條件，能成為民間外交的代表。李如寶將自己定義為，為「兩國之間蓋橋的人」，「但我也知道，真正蓋起這座橋梁的人，一定是兩邊的青年。」她說得生氣蓬勃。她期望，台灣可以因為新二代的存在，更豐盈、更包容、更寬廣、更富同理心，而他們所做的，如同為社會點燃一場寧靜革命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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