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將時間拉長到千年的尺度，恆春半島上總是人群熙攘。早在距今6,000～5,000年以前，在有著奇峻的珊瑚礁岩岸，海濱植物茂密的鵝鑾鼻及龍坑，即有人類活動的痕跡。目前座落在夏都酒店對面的墾丁遺址，時間座標則在4,000年前。

到了近代，殖民主義擴張的大航海時代，恆春半島是國際勢力交會的重要舞台，歷經「羅妹號事件」、「八瑤灣事件」的外交衝突，促使原本消極治理的清政府，向原住民購地，建造了亞洲唯一的武裝燈塔「鵝鑾鼻燈塔」，並在燈塔鄰近設立四座代表地界範圍的「臺灣關界」石碑。

史前人、排灣族、阿美族、平埔族、漢人、美國人、琉球人……不同年代，人們來來去去，歷史層層疊覆。60處以上的史前遺址、恆春古城、琉球藩民墓、石門古戰場、原住民舊社等軌跡，都被刻劃在地景與落山風之中。

半島遺址處處，考古學家的樂園

半島上，遺址密度最高的鵝鑾鼻，對於台灣的考古學者來說，尤其是特別的存在。

早在1956年，台灣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林朝棨，在屏鵝公路的延伸拓寬工程處發現石板棺。相隔10年，林朝棨偕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宋文薰共組考古團隊，確認此地（今鵝鑾鼻第一遺址的位置）是「台灣最南端的考古遺址」。

1981年，國家公園尚未成立的年代，當時的交通部觀光局在鵝鑾鼻燈塔西、南側建立公園，舖設步道時，意外在淺層挖掘到不少文物，為確認遺址的分布狀況及內涵，遂委託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李光周率隊在此進行短期考古調查。多樣性的文物與綿長的歷史文明現蹤，大大翻轉恆春半島「地處偏遠、化外之地」的刻板想像。

也由於遺物文化內涵之特殊，自1980年代開始，如黃士強、臧振華、劉益昌、陳瑪玲、陳有貝、郭素秋等多位台灣重量級考古學者，均曾在此進行短期調查。

「1998年，我剛退伍，初次以考古隊工作人員，非觀光客的身分，跟著李匡悌老師來到這裡。」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邱鴻霖說起與鵝鑾鼻的匪淺緣分。

英年早逝的李光周，其遺志為後人所繼承，邱鴻霖的老師李匡悌，即是李光周的學生，博士論文也以鵝鑾鼻遺址為題，「一門三代，我們都在這裡。」邱鴻霖說。從他熱切與感性的語氣中，我們可以發現，學術生涯與此地牽連甚深的他，對於鵝鑾鼻，實有著不亞於當地人的強烈認同與深刻情感。

至今，鵝鑾鼻的考古發掘已有60年的累積。以人類有限的生命來看，著實不短，但以考古工作來說，並不算長。因考古是難假機器之手的細膩手工，從初步的地表調查到試掘，乃至正式挖掘，以及後續出土文物的整理、維護，研究與典藏，無不費時耗日，若是大型遺址，甚至得橫跨不同領域、歷經不同世代的接棒研究，才能建立起基礎的認識。

而吸引學者紛沓而來，儼然是「考古學家樂園」的鵝鑾鼻遺址群，終將在今（2024）年被指定為屏東縣縣定遺址。但考古學家堅稱，此地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已被文化部遴選為「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台東卑南遺址，不僅有足夠的潛力被劃定為國定遺址，更是放諸國際也不遜色的重要人類文化遺產。
 

賣店新建，驚動沈睡千年的史前人

考古學家究竟所為何來？

鵝鑾鼻公園旁、台灣最南端的土地公廟「保安宮」，桌上擱置的紙鎮，是史前人遺留的硨磲貝貝核。

與保安宮相互遙望，由當地人自建的低矮小廟「荷蘭八英雄廟」，建廟的起因，是1970年代，因公路旁民宅興建，意外挖掘到不少石板棺。偌大的長矩形石板棺，既非漢人傳統的墓葬形式，也非原住民的「蹲踞葬」傳統，當地人不得其解之下，遂將之與外國人互動的近代歷史相互疊合，以「荷蘭八英雄」命名，並採取恆春半島上，漢人常採的「有應公廟」形式加以供奉。

種種的蛛絲馬跡，均指向埋藏甚深的歷史底層。

直到2019年，公園入口處，年逾半百、因陋就簡的成排賣店，啟動新建工程，再度挖掘到大量的人骨、石棺與史前遺物，為了搶救文資遺產，工程急喊暫停，由李匡悌、邱鴻霖率清華大學考古團隊前往，進行大面積的挖掘。此番為期兩年的考古行動，出土的竟是被考古學者譽為「台灣近10年最大發現」的國家寶藏。

鵝鑾鼻第一遺址：4,000年前的貝器加工場

公園管理站旁，是「鵝鑾鼻第一遺址」所在，也是本來的賣店新建工程預定地。如今文物均已取出，覆土填平，曾從中出土49具墓葬，以及史前人丟棄的陶片、石器、貝器、玉器、骨角器等文物，數量之多，密度之高，足以用滿坑滿谷形容，開挖初期，「工作人員連腳都不知道可以放哪。」邱鴻霖毫不誇張地說。

出土遺物經碳14定年，並以器物的類型、材質、加工技術佐證，可以確定，第一遺址的時間座落在距今約4,000年以前。由於不同材質的物件集中出現在不同地點，顯見史前人已具備墓葬區、加工區與垃圾場的空間利用規劃概念。

其中尤為罕見的，是由遺址西北側出土的大量的貝質遺物，物件多有人為加工的痕跡，從原料、塊料、半成品、成品、廢料，一應俱全；同時也發現了作為加工工具用的磨石、鑽頭、石鎚、石鋸片等；遺址內，還有以貝作為祭品的貝塚與火塘。如此規模龐大的貝器加工場，放眼台灣，甚至是島嶼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均無出其右。

為守護珍貴且龐大的文化資產，考古團隊只針對原賣店的預定地進行搶救挖掘，其餘的，仍以現地保存為優先。考古是堅守永續與信仰未來的工作，邱鴻霖說，即便當代仍有無法解答的疑點，但若為後代留下足夠的線索，或許來日有機會能解開。

但即便如此，目前出土的文物件數已然超過「萬」件，總重必須以「噸」計算，相當可觀。
 

鵝鑾鼻第二遺址：礁林掩映又一村

有了文物的線索，猶如偵探般的考古學家，試圖構築千年前人類的生存樣貌。

因著第一遺址正座落古時濱海沙丘的背緣，加上周遭具有的珊瑚礁岩、沙岸等多樣化地形，暖熱黑潮及中國沿岸流交匯所帶來的豐沛資源，合理推斷，傍海為生，以漁獵、採集為主的史前人，除了出海捕魚，也採集礁岩、灘岸上的海藻、螺貝、螃蟹為食。他們利用沙丘旁的海濱植物帶來的遮蔭，在此替海邊撿拾的漁獲作初步加工，也將容易發臭的貝殼、魚骨等垃圾集中丟棄在此。

但他們的居所，又在哪裡？

公園的木棧道曲徑通幽，直抵礁林深處。這裡，是史前人居住的「鵝鑾鼻第二遺址」。

與外頭的地景截然不同。萬年以前因板塊擠壓，自海底抬升、隆起的珊瑚礁石灰岩，經長年的海蝕、風吹、雨水，形成一簇簇的礁林。「親吻石」、「擎天岩」、「非非洞」、「冤家路」、「又一村」等，是當代人們依據奇形怪狀的地貌紛紛賦予的想像，石灰岩交疊的陰暗「古洞」，是1981年，李光周進行挖掘的場域之一。

行進中，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總是不忘低頭尋覓文物遺留的邱鴻霖，長年田野練就的火眼金睛，竟就走過路過而不錯過地在路邊發現了一只形式前所未見的穿孔玉墜。黝黑的器物經過初步清理，瞬間流露出了幽綠的光澤，想起手中拿著與千年前史前人使用的同一物件，心中難免悸動。

循著文物的線索，我們能夠想像，礁林區裡頭，錯落的巨岩與熱帶喬木、藤蔓相互糾結，天然形成的岩蔭帶來徐徐涼意，岩石的縫隙中，甚至偶有可見伏流的淡水，加上此地離海不過200～300公尺，環境資源得天獨厚，堪稱史前人海景第一排的Villa級住所。

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遺址與第二遺址存在的時間軸線並不全然疊合。邱鴻霖說明，第二遺址的時間橫跨距今5,000～2,000年前，第一遺址主要落在距今4,000年前。考古學家判斷，由於第一遺址埋葬多具石板棺，極有可能是因為較晚來到的人，面對早期不同族群而有的「忌避亡靈與死者」的心理。這樣的風俗，在阿美族、達悟族等海洋民族中，也頗常見。

適性加工，精緻豐富的史前貝工藝

雖說，因考古搶救工作造成賣店工程延宕，一度引發當地人的抗拒，但隨著精彩的文物逐一出土，加上考古團隊不遺餘力地與地方溝通，民眾漸漸對考古建立起基礎認識，也凝聚起共識，開始轉向期待，能興建一處在地的考古博物館，除了把文物留在當地，以饗大眾，也盼望能成為鵝鑾鼻的觀光新亮點。

在展館正式落成以前，出土的人骨遺骸、文物，部分暫存在清華大學、台南港口工作站等地，多數文物則保存在有清華大學考古隊長期駐點的「台灣最南點工作站」。

此遭，我們有幸踏入工作站，稍稍一睹文物風采。

呼應邱鴻霖所言，鵝鑾鼻遺址不僅是離海最近的考古遺址，根據出土的文物內涵，更展現出史前人對海洋的高度適應力，在台灣多數以陸域資源為主的史前遺址中，相當罕見。

龐雜的貝器文物，是出土文物裡的重點。特殊性在於，雖然切鋸、鑽截、鑽孔、研磨等加工手法，貝類與玉石、獸骨等其他素材，並無太大不同，但貝的物種多元，不同品種的殼體，形體、厚度、構造、尺寸，均不盡相同，工匠在加工前，必須針對製作的器物挑選、判斷與之相應的原物料，知識門檻較高。

長期駐點在此的工作人員、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宋羿岑說明，團隊整理統計，遺址出土超過150種以上的貝類，但僅有3～5種為史前人所愛用。殼體厚實，形如五爪，如〈維納斯的誕生〉畫中所繪的硨磲貝；內部殼表有著瑩潤珠光的夜光蠑螺；以及造型如芋頭，經常被考古學者戲稱為冰淇淋甜筒的芋螺，是最常見的三類。

就普及度看來，相較於同時代在全台各地遺址大舉流通的玉器，貝器雖然也偶現芳蹤，但普遍性低了不少。但一旦了解其繁雜的加工程序，連工作人員也不禁笑稱，或許是因原料取得不易，製作門檻過高，導致產量不足的緣故？但這樣的稀少，卻足見證明此批貝器文物的珍貴。
 

島國海洋文明的源頭

「我是從事時間研究的人。」邱鴻霖說。考古工作，是與遙遠時空交流的專業，也是貫穿著時間感的學問。把鵝鑾鼻遺址放置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尺度，更能凸顯出意義。

當距今30,000年前的冰河時期，台灣海峽的水面仍低，台灣尚不存在，這裡的陸地與亞洲大陸相連，人們穿越陸橋，從大陸移動來此。約12,000年前開始，冰河消退、海水面逐漸上升，島嶼台灣，於焉誕生。

文明的發展歷時漫長，對於習慣陸域生活的人來說，起初，大海是阻隔的天險，必須歷經上千年的適應，才得以掌握航行的技術能力，此刻，汪洋終於成為渠道與路徑。直到4,000年前，終有能力「出台灣」的他們，再度探索世界，成為南島世界的開拓者。

因此，當我們稱說，台灣是海洋國家，與海相親、與海共存，海洋文化的根源皆可追溯於此。貝器以外，大量出土的各類型網墜可佐證，兩縊型、四刻缺型、砝碼型、帶槽卵型等不同形式，代表當時的人已知曉利用不同的漁具、漁法，用以捕捉不同深淺水域的魚類。遺址也出土不少季節性洄游的旗魚、鬼頭刀的骨骼，展示出他們深諳洋流、風向、海象的變化，才能有能力捕捉這些在離岸較遠的魚類。

擅長解讀人骨遺骸的邱鴻霖更指出，根據出土的人骨可以發現，這裡的史前人常罹患俗稱為「衝浪者之耳」的疾病，成因於潛水等海上活動，溫度、水壓的急遽變化，所引發的外耳道耳骨腫。成年男性大腿骨遠端內側的肌腱附著處，常有骨壁凹陷發炎的情形，推測可能是在嶙峋的礁岩、船筏上長期站立，必須靠大腿內側用力維持平衡所導致。此外，因飲食多來自海藻、貝類、魚類等堅韌粗糙的食物，牙齒磨耗嚴重，但卻鮮少蛀牙。

邱鴻霖說：「若說400年前的台灣頭，是基隆和平島；4,000年前的台灣頭，就在鵝鑾鼻。」合理推測，不論乘著季風或順隨洋流，連結台灣與世界的樞紐應是最南端的鵝鑾鼻。即便缺乏可考的文獻紀錄，但遺址留下的文物，已足證明過往文明在此交織的繁盛燦爛，考古發現就如開啟時空迴廊的關鍵鑰匙，踏入鵝鑾鼻，能聽見島嶼與海相連，令人怦然悸動的脈動聲。

更多照片請至《海角天涯，國家寶藏 聽見與海相連的島嶼心跳──鵝鑾鼻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