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梁永斐，在過去任國父紀念館館長期間，推動多幅合作畫。（林格立攝）
 

我們來到催生出〈寶島長春圖卷〉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藝術品的功用與目的是什麼？這是創作以前必須先設想的。」館長梁永斐別開生面地說道。曾任國父紀念館館長的他，在任內催生了由12位畫家共同繪製的〈台灣風情〉，以及由十位畫家參與的〈蓬萊風華〉兩幅水墨大畫，談起性質近似的〈寶島長春圖卷〉，頗有共鳴。

呼應時代命題

長6,571公分，高241公分的〈寶島長春圖卷〉，細緻描繪了北起野柳，南至墾丁鵝鑾鼻的台灣自然風光，並穿插總統府、桃園國際機場、高雄港、高速公路等重要硬體建設，堪稱合作畫之最。如此巨幅的規格，與它因「企劃」而起，然後才訴諸創作的誕生脈絡，不無關聯。

畫作完成於1981年。梁永斐指出，1970～1980年代，國際政治跌宕多變，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大事件，反倒喚起台灣民間向心力的提升。而在公部門的登高一呼下，催生出不少合作型的大畫。國父紀念館的〈春回大地中興復國〉、〈松柏同春〉；今已由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由台北榮民總醫院捐贈的〈玉山雲海〉、〈寶島長春〉等作品，均屬之。

相較起藝術家的個人創作，以及民間企業的在商言商，這類作品，基於民間對公家單位專業度的信賴，常超越經濟考量，展現出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梁永斐稱，〈寶島長春圖卷〉是一場「藝術的社會運動」。

史博製造，台灣之最

計畫的起源，起因於當時的館長何浩天，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觀賞油畫巨作〈滑鐵盧戰役〉，而有了靈感。遂召集了館內同仁夏美馴、劉平衡、黃永川、羅煥光等人協力，邀請到當時重要的11位水墨畫家，以合作畫的形式進行大畫的創作。

會選擇以水墨作為表現形式，梁永斐指出，是因為希望「能傳承中華文化傳統」，擇台灣地景與重要建設為題，則呼應了當時十大建設的開展，經濟水平的提升，以及對於富庶島嶼的肯定，藉此表達出了自我的期勉與對未來的盼想，是「具有真實的時代意義與高度的藝術創作」。

藝術外交大使

對於多數國人來說，〈寶島長春圖卷〉是一件「風聞有你」，卻未能「親眼見你」的傳奇作品。除了在畫作完成翌年，畫作在史博館的國家畫廊展出，吸引了超過40萬人前往朝聖，而後，因著裝卸、修護之不易，加上尺寸巨大，合適展覽的展館難尋，遂而國內展出的機會寥寥無幾。

前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在〈關於《寶島長春圖卷》的小故事〉中便細數，這幅畫曾以藝術交流之名，赴日本上野美術館、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比利時魯汶大學及市府大廈……等各地展出，竟使得「國外展出的次數遠高於國內」。

直到2019年，睽違24年之久，因應台南市美術館開館，〈寶島長春圖卷〉獲邀展出，這幅國寶級藝術品再次獲得關注。

風格交融的集體創作

即便不了解畫作背後的來龍去脈，單純就藝術賞析的角度來看，作品的藝術成就仍是相當精彩。原因之一，〈寶島長春圖卷〉集結了台灣戰後重要的11位國畫名家，包含擔任顧問指導的前輩級畫家張大千、黃君璧、張穀年、胡克敏、姚夢谷；以及中、青輩的羅芳、李奇茂、范伯洪、蘇峯男、羅振賢、蔡友等人……橫跨老中青不同世代、門派與性別。

其二，雖說水墨畫發展史上，素來有著合作的傳統，不論是文人、藝術家集會，雅興一來，信手畫下的「雅集」，如明代吳門書畫家共筆的〈藥草山房圖卷〉；或者畫家依照各自的專長，合力完成作品，如北宋的〈讀碑窠石圖〉，由王曉畫人物，李成畫樹石；或也有如清代的〈康熙南巡圖〉，由帝王指派多位宮廷畫家，完成巨幅創作。

然而，如參與創作的羅振賢所述，〈寶島長春圖卷〉的難得在於，主要繪製的七位畫家（張穀年與中、青輩畫家），雖有草稿為本，但動筆時，並沒有預先設定各自負責的項目，完全依據當時的進度信手下筆。這樣的創作方式，使得整體風格更能渾融一體。尤其水墨畫，本不似西洋油畫重視個人的筆觸與用色，合作畫尤其強調的謙讓與包容，在〈寶島長春圖卷〉中更表達得淋漓盡致。

台灣山水畫的新頁

另一方面，為了讓筆下風物更「接地氣」，動筆以前，主繪的畫家一行六人，在史博館的協助下，進行五次的環島寫生，並輔以攝影取材，同時還參考了國防部提供的空拍照片。

基於踏實的考察與真實的情感觸動，再加上史博館的專家意見，才決定入畫的內容。草圖由年紀最輕的羅振賢、蔡友兩人負責，羅振賢由北部的基隆開始，蔡友則從鵝鑾鼻起始，兩人在中部銜接，草圖再經顧問與畫家的研商修正，最後才請張大千給予建議。

水墨畫因歷時悠久，難免形成樣板模式，唯有從生活的風土環境臨摹創造，才能擺脫窠臼。因此，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蔡耀慶稱，〈寶島長春圖卷〉「深蘊著台灣水墨山水畫作的變動與整合」。

藝術本應源自於創作者與在地環境的互動，羅振賢便指出，此批年輕一輩的畫家，除了基本的筆墨功夫，平時亦有大量的寫生練習，「藉由寫生，畫出來的草稿，才能夠與當今的生活情境融合貼近。」羅振賢說。

尤其對於強調「天人合一」精神的水墨畫來說，創作內容不只是客觀外物的描繪，寫實以外，還要能傳遞出人文精神與無垠自然的連結，「這幅作品不會只是地理輿圖，用來指認建築或山水，而有自身完整的藝術性。」羅振賢說。

因而可說，超過40年以前完成的〈寶島長春圖卷〉，於歷史意義，或是藝術價值，這幅作品都是台灣水墨家所留下的重要資產，值得後人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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