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鄒隆娜來說，電影就是那個嶄新的世界， 光在哪裡，夢，就在那裡。 (林旻萱攝)
 

「小學三年級，我來到台灣，爸爸媽媽老是不在家，HBO就是我的家人啊！」有雙靈動大眼睛的Rina，帶點興奮的口吻，完全聽不出身為鑰匙兒童的寂寞：「所以我後來才會那麼喜歡電影！」

那一幕幕「小盒子裡」的人生悲歡，在幼小的鄒隆娜心中埋下種子。

電影就是親人

就讀台大財經系的她，硬是在台藝大轉學考的報名截止日完成手續，並用一個月的時間潛心準備考試，成為電影系的新鮮人；只是一個票戲忽然上了台，聚光燈就在身上，但興奮之餘，無法入戲。

「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我連導演是什麼都不知道。」所以鄒隆娜土法煉鋼，大學四年，什麼位置都去待過，打過燈光，也客串演過朋友的作品，但也因為如此完整的學習經歷，才讓她在拍片的調度上游刃有餘，從容而優雅，才有了後來的《薯片》，而《阿尼》不但獲得矚目，還站上了國際舞台發亮。

在地的異鄉人

出生於台灣，爾後在菲律賓生活，10歲那年再回到台灣。江西省籍的爸爸、菲律賓籍的媽媽，混合多元文化的生長背景，造就了鄒隆娜豐富的生命經驗，但也給予她無法抹滅的異鄉感。

「阿尼不是我的故事，但我們都有在飄零的感覺，所以他才會召喚我；我身上有很多標籤，我覺得我不是一般台灣人，然後我被賦予一個身分，但這個身分不是一個身分。」不是一個完整、確定的身分，始終橫跨在不同種族、語言、文化當中，不斷尋找生命的歸屬感，但怎麼找也找不到。這股異鄉感，是生活裡最細微的部分，可能是旁人一個不經意的眼神，一句隨意脫口而出的辭彙，堆積起來就成了最沉重的影響。

身分認同的自我質詢，根植於個人存在的本源。鄒隆娜的多元生命經驗，不禁讓人想到薩依德（Edward W. Said）這位當代知識份子，他出生於巴勒斯坦，有著英語名字與阿拉伯姓氏，童年大多在埃及開羅度過，後來負笈美國，終生為身分認同所苦的同時，透過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的論述尋找自身定位，大放異彩。生命中的沉重與掙扎，給人許多放棄的理由，但鄒隆娜選擇與薩依德一樣，正視這份包裝醜陋的生命禮物，不斷向內挖掘、向外觀看，將自己的個人議題，轉化為獻給世人的思索與創作。

這種在地、異鄉的調適，與親情之間的拉扯，是鄒隆娜目前最關注的故事；就像10歲那年，幼苗已成，她還分不清自己是「出國」還是「回國」，就已經踏上台灣的土地，面對全然不同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對她來說是一種生命成長。

她也承認，目前在她的電影中，「跨種族」的議題比例還是偏重，但身為一個電影創作者，她從不侷限，更不希望自己的電影充滿控訴，如果有使命感，那都是電影拍成以後的事了，最重要的，還是影片本身的溫度。

不論是何種題材，她最在乎的仍是角色的血肉。一個菲律賓移工，同時也是人子，可能也是一個情竇初開的男孩；即便如《薯片》這樣一部談「認同」的片子，劇中小女孩的心事，也僅是小孩的寂寞，不是國族血淚，她認為因為只有回歸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故事才會動人。

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自嘲不算是太典型的新二代，鄒隆娜仍然鼓勵有類似背景的二代青年：「不要自我憐憫，有問題就解決。這社會給我們太多悲情想像，其實有時我們太關注傷口，就看不見自己的強項；去創造一個我們要的世界，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有造福人的能力就要做，不是你有這個問題才要造福人，而是你有能力就要勤快點！」

她舉了一個例子，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少一個都不好，因為都不完整；當我們自己好了，就要想著別人好不好，能做的，多做一些，這才是一個理想國度。

對鄒隆娜來說，電影就是那個嶄新的世界。這世界又奇幻、又真實，在黑暗之中投下一束光亮，就像電影帶來的影響力，或許還不足以指路，但告訴你：夢想在哪裡，光，就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