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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園丁 異土上的百年樹人大計

(遠山呼喚提供)

(遠山呼喚提供)

 

為了旅行、為了體驗,還是為了拓寬眼界?無論出於哪一種原因,終究踏上了一趟不一樣的旅程。

只是,當生活在他方的夢想被滿足,卻目睹了因天災、人禍造成的貧困,迥異於你我的生活,在道別以後,仍舊歷歷在目。

這才開始意識到,短期、一次性的援助並不足夠,如何才能給予更長遠有效的幫助?

這是海外志工的下一步。

 

第一次聽聞「遠山呼喚」,因為名字極度的詩意,讓人一度以為是隸屬於某個集團底下的文教基金會。

直到進一步了解後才發現,這個短短成立不過四年、從事孩童教育的國際NGO,成員出乎意料地年輕,他們在大學時代創業,年紀最大的不過25歲。

他們的成立緣由,就是來自於國際志工服務的經驗。

遠山呼喚團隊(左:蔡宛庭,右:洪于倫)根據志工服務經驗,翻轉援外工作的模式。(林旻萱攝)

遠山呼喚團隊(左:蔡宛庭,右:洪于倫)根據志工服務經驗,翻轉援外工作的模式。(林旻萱攝)

得到的多,給予的少?

為了追尋自我,探索世界,年輕人勇於跨出舒適圈,前往不熟悉的環境,這樣的風潮,在每個時代從來沒退燒過。

交換學生、打工度假以外,近年搭上志工的熱潮,前往南亞、東南亞、中南美洲等地服務,也成了出走的熱門選項之一。

遠山呼喚的背景即源於此。畢業台大經濟系的林子鈞、蔡宛庭,因著大二時參加了短期志工服務,開啟了與尼泊爾的這段不解之緣。

就和許多參與過志工服務的人一樣,他們懷抱著躍躍欲試的心情前往到異國,一切新鮮不已,才正要開始熟悉環境,又已經得離開。道別以後,留下一連串無解的疑問與遺憾。

「很多志工都有個很深的感覺,」蔡宛庭分享著,出於想拯救世界的熱情也好,或者想求一次不一樣的體驗,「但是到後來,不論跟當地家庭有多深的互動,或者跟小朋友多麼合得來,卻總是得到的比給予的還多。」

正當他們把反省放在心裡,2015年2月一行人從尼泊爾回來,未久,同年4月便發生芮氏7.8級的尼泊爾大地震。為了替尼泊爾賑災,他們著手成立非營利組織,對外公開募資,也走上了這條意外的創業之路。

貧窮家庭的孩子,往往來不及接受完整的教育,便得輟學分擔家計。

貧窮家庭的孩子,往往來不及接受完整的教育,便得輟學分擔家計。

洞察援外工作盲點

廓爾喀(Gorkha),這個歷史遺跡處處,曾輝煌一時,又趨近於沒落的山中古城,是遠山呼喚開展的第一個基地。

在募資結束後,他們帶著從350位學生所募得的款項,每個人多背了五公斤的英文書回到曾經擔任志工的公立小學,「但是,當我們打開學校的雜物間,卻發現一箱又一箱嶄新的英文書堆在那,心裡真是一陣錯愕。」蔡宛庭回憶著。

他們向校長提出疑問,校長卻說,這是因為害怕學生把書弄壞,要是贈予物資的NGO發現,也許就不會再提供資源。

此時團隊才開始意識到,對於在災後如紅十字會、聯合國國際組織紛紛進駐的廓爾喀來說,即時的賑災行動,或許可以協助度過一時的難關,卻無法釜底抽薪解決問題。

因此,遠山呼喚的宗旨雖與多數國際NGO無太大不同,同樣希望藉由教育讓貧困的下一世代脫離世代貧窮,但因著洞察到既有的不足,讓運作方式大為不同。

遠山呼喚與尼泊爾當地小學合作,在三年內將輟學率從42%降至2%。

遠山呼喚與尼泊爾當地小學合作,在三年內將輟學率從42%降至2%。

從「幫助者」到「培力者」

遠山呼喚的核心,在於提供一套有系統的教育服務模式。

在台大就讀的他們,透過台大經濟系系主任林明仁、政大國發所教授蘇昱璇等幾位老師的協助,遠山呼喚將這一套涵蓋四大面向的服務模式命名為「教育種植計劃」,包含有:「募集教育資金」,提供獎學金,可供孩子求學無虞;「建置學習資源」,協助校方打造鼓勵閱讀的環境;「鼓勵親職參與」,舉辦家長日、親子講座,讓家長了解孩童上學的重要;「增加學習動機」,邀請在首都工作,同樣出身偏鄉的成功人士來演講。

過去參與志工服務的經驗,此時也有了回饋。由於了解到短期志工的侷限,「只是因著好奇、想去不同的地方看看,這樣的心態很難站在當地人的角度去工作,」蔡宛庭直截了當地說:「因此,志工的人力模式並不是最適合我們的。」

一味抱持著給予的態度,最後只會強化彼此依賴的關係,對當地來說絕非好事。

這也是許多NGO工作者都有的隱憂,「對於當地人,當他們習慣有大部分的收入是來自於國際援助,甚至在習慣跟外國人接觸以後,開始明示、暗示他們需要些什麼。這種以為資源會永遠源源不絕、再要就有的心態,正反映出了他們對自己、對國家的信心與認同的不足。」資助人關係經營總監洪于倫說。

教育種植計劃從各方面著手,校內的讀書風氣因而增加。

教育種植計劃從各方面著手,校內的讀書風氣因而增加。

「遠山呼喚最終的目標是離開。」在採訪過程裡,蔡宛庭不斷提到這句話。

衡量過既有的資源,讓他們決定不追求曇花一現的速成,寧願單點深耕。

他們揀選出少數的在地青年。因受到援助而完成大學學業的他們,由於擁有外語、尋找資源的能力,成為可能翻轉劣勢的關鍵少數。

好比在廓爾喀當地的工作夥伴Sang Doma Sherpa,從初始因為擔任翻譯志工,到後來歷經不同時期的專案,成為組織與校方溝通的窗口,藉由一步步的培力,熟稔運作的方法。

如今,傳承了台灣團隊精神的他,已向尼泊爾政府登記立案,成立遠山呼喚尼泊爾的在地NGO,方法、架構沿襲自台灣,但人力、資源均來自當地。

難得一見的異國風景,也是吸引志工前往服務的因素之一。(江珮甄提供)

難得一見的異國風景,也是吸引志工前往服務的因素之一。(江珮甄提供)

從「志工」到「家人」

高舉著「愛心」、「服務」的名義,但國際志工服務,到底能為在地帶來多少幫助?

無可諱言地,正如150年前的馬偕博士,由遙遠的加拿大來到台灣,台灣的醫療服務有了啟蒙,隨著志工所攜帶來的異文化刺激,極可能是促使當地蛻變的關鍵。

每年差派約1,000名志工前往海外、微客海外國際志工交流站創辦人朱永祥分享了志工行前應有的正確觀念:「志工是社區改造過程的橋梁、催化劑,而不是主角,主角應該是社區裡的人。」

為了杜絕志工進入社區後造成「服務汙染」,他甚至立下了「八不」的規矩,有些乍看不近人情的限制,好比禁止志工贈與個人性的禮物給特定對象──除非人人皆有。

秉信「每個孩子都應該享有食物、遊戲、受教育以及被愛權利」的他進一步解釋:「有些孩子就是格外的討喜,有些則是永遠的在角落,即便志工一批換過一批。」雖然出發點不是壞事,但缺乏智慧的饋贈,卻可能為當地帶來更多的問題。

巴拿馬兒童城內的電腦教室,是江珮甄以前上課的教室。(江珮甄提供)

巴拿馬兒童城內的電腦教室,是江珮甄以前上課的教室。(江珮甄提供)

至於,在2008年遠赴巴拿馬兒童城(巴拿馬當地的私人兒童福利機構)擔任國際志工的江珮甄,一待就是一年兩個月的她,也參加過國內短期志工服務,談起兩種工作模式,不論是個人體驗,或對當地的幫助,「非常的不同。」她說。

回台灣以後,每隔一至兩年,都會不辭千里,排開十天半個月休假重遊巴拿馬,甚至憑一己之力向親友募集物資,或者發起公益代購,再將所得的款項捐給兒童城,如候鳥一般的行徑,對她來說理所當然,「就像回家看看家人。」她自我註解。

畢業於資管系的她,過去是巴拿馬兒童城的電腦老師,回去熟門熟路,因著停留時間短,不再被指派任務,但她總會自發性地回到辦公室、電腦教室「巡田水」,協助維護系統,「就像是有時候我們回家,媽媽也會跟你說,家裡電腦怪怪的,要你幫忙看一下一樣。」她比喻。

功成不必在我

雖然當初創辦源自於短期志工的服務體驗,但為了確保經驗的傳承與延續性,現今的遠山呼喚並不招募國際志工前往尼泊爾。

唯一的例外,是在特定的計劃底下,有著明確、大量的人力需求的時候。好比當年,他們與林明仁教授合作,以廓爾喀的服務經驗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基礎,動用90位學生志工前往當地,跟隨著每一位學童深入家庭現場,藉此了解在教育現場之外的結構性問題,並從這份調查結果,發展出教育種植計劃的四大面向。

「有很多我們所找來的志工,也會以為他們是不是一定得要有服務的背景,或者必須要到當地待上一段很長的時間,」洪于倫侃談:「但我們也會給他們一個觀念,有些影響力不一定非得要在當地才能發生,在台灣倡議或者招募資助人,這些都可以幫助到當地。」

教育援外,陪異鄉的孩子們走一段求學路。

教育援外,陪異鄉的孩子們走一段求學路。

沒有轟轟烈烈「送愛到遠方」的行動,情願退居幕後,讓位給在地,就像蔡宛庭所說:「一直是因為當地人有需要,這個組織才會成立。」

她們談起了在廓爾喀的見聞,由於不乏國際外援,因此學校校舍上,常能看見不同的國旗,象徵著不同國家的資金來源。

然而比起插旗,更許自己融入在地,「我們不需要學校上面有一面國旗,但我們是與他們站在一起解決問題;我們不會強調自己是來自台灣的組織,也不希望當地人覺得我們只是來灑錢做自己想做的事。」這群年輕人這樣說。

不遺餘力的溝通、陪伴,也規劃了組織的退場時間,這份願力的單純一如志工服務的緣起,為需要的地方伸出援手,沒有國界,也沒有目的,「我們想把影響力交給當地人。」她們語氣堅定。